《系列．中國》

何包鋼 沙伯力²

近年來，達賴喇嘛試圖尋求談判途徑來解決西藏問題，他對自治的看法也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並做出了許多根本上的讓步。達賴喇嘛如今的姿態與其在上世紀80年代直到最近所表現出來的立場已是大相逕庭。從最早開始達賴喇嘛的觀點就總是集中了很多人的想法，但如今大體上看來其他人的想法已經不再能影響他的行事手段了。

從八十年代末直到最近，達賴喇嘛一直拒絕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在2000年時曾說：「北京政府經常對我施加壓力，並且要我宣佈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但是這不是事實，我不會作這樣一個錯誤的聲明。」 ³一直到最近，他仍然堅持西藏人和漢人沒有紐帶關係。1987年，達賴喇嘛表示：「西藏人和漢人是兩種迥異的人，他們各自擁有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語言及生活方式。」 ⁴在1995年，他又說：「漢人和西藏人是根本不同的人民……我們說不同的語言、屬於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風俗；我們的宗教和文化，甚而我們的書面語言都是完全不同的。」 ⁵但是，正如我們將要闡述的，達賴喇嘛現在已不再將西藏排除於中國之外，也不拒絕藏族是中華民族一部分的可能性；至少他已表示，如果同中國政府的談判有所進展，他會願意承認這些說法。⁶

從八十年代末直到幾年前，西藏流亡政府堅持認為：若要達成和解，中國必須放棄對除外交事務及防禦之外的一切西藏事務控制權。 我們要闡述的是，達賴喇嘛通過降低對政治經濟權力的追求，轉而尋求宗教和文化上的更大控制力，⁷已經改變了他對西藏自治權的追求重點。即使在宗教和文化領域，他也願意承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管理並保證保存我們西藏的文化，精神和環境」，⁸而不再要求由自己絕對控制。

達賴喇嘛的這一變化，同其特使與中國代表定期談判以尋求獲得更大自治權所展現出來的前景是分不開的。2002年7月，達賴喇嘛的兄弟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訪問了西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邀請為雙方的「談話」打好了基礎，而這一「談話」也直接有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國政府要在布什總統2002年10月訪問中國之前，挫敗那些主張若在2002年7月5日之前中國與達賴喇嘛一方還未能展開談話的情況下將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歐洲議會議員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企圖，並且這將減輕北京申辦奧運的壓力。⁹一些中國領導人也深信：任何西藏問題都能在達賴喇嘛在世時得到比較好的解決，而當時達賴喇嘛67歲。¹⁰

2002年至2004年，達賴喇嘛的特使對中國的造訪創造了一個會面、討論和推動問題解決的在規範意義上說是准制度式的機制。西藏流亡政府將該種聯繫視為「在一套長期的、持久的程序中製造氣氛」的方法和在規定時間中為消除分歧打好基礎的方式。¹¹流亡政府 「總理」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認為：首先要互相問好；其次是「半遊覽、半談話」；第三是降低對中國一方的恐懼；第四是基於第三點再來解決問題；¹²最後要採用「實用性的方法而非情緒化的方法」。¹³ 中國共產黨中央統戰部認為直接接觸成了穩定的「慣例」，流亡者不應該對雙方的意見分歧抱悲觀態度，因為這些分歧是可以通過更多的會談和意見交換來逐漸縮小的。¹⁴

雙方接觸的規則化，顯示了在西藏問題中的爭議焦點即給予達賴喇嘛方以新的自治權問題具有很大的靈活性。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曾表示：「我們不再認為中國是敵人，而是一個我們將要與之談判的另一方。他們也已要求我們做出相應的保證。」 ¹⁵由該陳述可以看出，達賴喇嘛曾試圖作出相應的保證，但結果卻遭到了西藏獨立支持者的長時間的激烈批評。¹⁶當中國總理溫家寶於2005年4月訪問印度時，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對此表示歡迎，這是西藏流亡政府第一次對中國領導人的訪問表示支持。¹⁷當被問及是否需要伯尼爾仲裁調解時，他說：「我們不認為有這個必要，因為只有發生了國際性的爭端才需要它們，而我們既然承認中國主權那麼這就是內部爭端，應當由我們雙方自行解決。」在之後的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40週年的儀式上，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注意到：「中國政府並沒有指責達賴喇嘛，並且陳詞也比以往溫和了很多。」 ¹⁸

達賴喇嘛並沒有表明為什麼要採取新的舉動，不過似乎是因為中國沒有像中國大陸流亡人士在上世紀90年代所推測的那樣像蘇聯那樣發生政權變更和瓦解，反而在近十年來上升為一股重要的力量，這一現象大大限制了逃亡者對其支持者們的說服力。¹⁹達賴喇嘛似乎與東西方學者達成了共識：「分離主義者沒有足夠的力量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他們要求獨立或真正的自治，除非中國發生根本性的傾覆。」 ²⁰ 達賴喇嘛清楚在其有生之年內這場談判的勝算機率還是很高的，他當然也意欲再一次回去朝覲藏傳佛教聖地西藏。²¹ 中央政府領導們也意識到這個雙贏的局面：如果他們與達賴和解贏了，這可以保證西藏屬民都受制於該和解條款；即使談判後沒有達成和解，仍是有利可圖，因為在談判過程中，中央政府將會表現出良好的誠信。同時，中央政府對西藏問題態度的轉變也不是偶然的，現在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曾經在1988-1992(拉薩動盪的時期)出任西藏的黨委書記（最高級官員）。在下文中，我們將考察達賴喇嘛新舉動發生的背景，略述新近的發展，並探討在自治權問題對話上遇到的主要障礙，並提出消除這些障礙的方法建議。

形勢起變化

80年代末，十四世達賴喇嘛曾提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可以負責西藏的對外事務，而西藏則由其自己的自由民主的憲法來治理。 十年後，他表示出了對中國政府沒有積極回應該建議—採用鄧小平所建議的即除西藏完全獨立之外的一切問題都能商談--感到十分失望。²²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現任總統布什都敦促過中國政府同達賴喇嘛進行談話，在2001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西藏政策法案》也做出同樣的指示。 2002年，歐盟外部事務委員會委員彭定康及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呼籲中國與達賴喇嘛開始對話。²³同年，歐洲議會代表團向中國提出相同建議，但中國政府領導人告訴他們，他們沒有準備與西藏領導進行談話。²⁴ 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所說：「我們必須堅決反對達賴派系和其他反華勢力，努力開創西藏團結、穩定的新局面，堅定地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安定。」 ²⁵

上世紀80年代未和九十年代，蘇聯解體給達賴喇嘛帶來了一線希望。1989年，他甚至不接受中國佛教協會的邀請，拒絕出席在北京舉行的藏傳佛教第二高僧——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葬禮。同年，他贏取了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無約束力的決議聲明「西藏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並敦促美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合法政府。

21世紀降臨，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西方和印度媒體觀察員們報道表示：政治領袖以及更廣泛的人群對「自由西藏運動」的支持顯著降低。²⁶現在看起來，流亡西藏領導人希望中國瓦解並不太可能。相反，中國現已成為一股不斷增強的地區力量和世界製造業加工中心，並成為東亞整合的催化劑。同時，在西藏支持獨立的聲音已經減弱，流亡西藏領導人和外國支持者都承認在西藏的確沒有明顯的反對活動。²⁷由中國政府對西藏的財政補貼所孵育出來的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並沒有分離出去而成為民族分裂主義者，而更傾向於尋求穩定; 他們與中國一起被認為是西藏的利益和繁榮的最佳保證人。²⁸

作為一股日益增長的力量, 中國在維持已被確認的領土邊界問題上，已經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支持。1992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克林頓公開支持西藏流亡，卻在入主白宮後改變了對西藏的政策。2000年,喬治‧布什聲稱如果大陸攻打台灣，美國會保護台灣。但2003至2004年期間，他卻反對陳水扁的以全民公決來決定台灣歸屬的建議而且也不提供流亡西藏以實際支持。2004年美國總統競選，民主黨候選約翰‧克里甚至認可中國對台灣實行「一國兩制」的提議。2000年歐洲議會的一項決議表示，如果北京在以後3年內仍拒絕與達賴喇嘛舉行談話，歐盟就要為西藏委任一名特別代表，及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為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機構。在三年期限即將截止前的一個月，與流往西藏有長久聯繫的丹麥國政府首相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與達賴喇嘛會面後，說他不認為歐盟或丹麥有需要進行新的行動。²⁹於2003年10月舉行的第六次歐盟——中國峰會上，西藏甚而未被提及。歐盟只考慮取消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以及要求中國政府符合四個人權條件等問題，但其中並未涉及西藏問題。³⁰

達賴喇嘛政府的兩個主要傳統盟友改變了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自1906年以來就強調在中國西藏的「宗主權」地位的英國，試圖將西藏變為在印度和中國之間起緩衝作用的中立國，而現在也承認中國享有對西藏的主權。³¹繼承了英國「宗主權」觀念的印度政府，其總理瓦傑帕伊在2003年訪問中國期間表示西藏自治區是中國的一部分。³²作為一種外交答謝，中國也認可了錫金是印度的一部分。儘管印度官員提出他們的聲明並不代表對西藏的政策會起變化，³³但是這宣言證明了他們對西藏流放組織的失望。最大的流放組織西藏青年議會說：「瓦傑帕伊對聲明的簽署等於毀滅西藏。」 ³⁴在瓦傑帕伊訪問之後，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表示：「事實上，西藏是中國的自治區。」 ³⁵原先預期在西藏問題上將對中國持敵對態度的瓦傑帕伊右翼政權卻肯定了中國主權，這很可能是使得西藏青年議會會長推測西藏自由還需要五百或一千年時間，³⁶ 和引起流放組織領袖比以往更積極地回應中國政府提出的談判條件——達賴喇嘛公開聲明西藏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據報道，在達賴2003年11月達賴訪問梵蒂岡期間，曾表示：「我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³⁷

達賴喇嘛到七十歲時，時有不適。2002年，他確實被認為是處於危險中，他的轉世問題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來。2000年，他在接受一位台灣記者的採訪時就已經表示，建立於轉世制度之上的西藏神權政治應當被拋棄，如果他回到中國也不會再參與政治。³⁸他在一次對台灣立法院的演說中, 再次表達了要結束這一制度的想法。³⁹許多流亡人員把這一選擇視為是對西藏傳統的放棄而表示反對。其實，達賴喇嘛最主要是想要表達不在中國境內轉世的意圖。⁴⁰

如果達賴喇嘛死在中國之外, 就可能會有兩個十五世達賴喇嘛出現，一個在中國之外，另一個在中國國內挑選並得到中國當局的肯定。這樣的結果將削弱十五世達賴喇嘛的權力，破壞西藏傳統，並且將增加流亡西藏、中國和轉世靈童所在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因此西藏流亡政府現在也許更希望達賴喇嘛的死亡和轉世都在中國領土之內發生。在外流亡的第二位最主要的藏傳佛教領袖第十七世噶瑪巴大寶法王（Gyalwang Karmapa）表示：「如果達賴喇嘛選擇在中國境內轉世，這並不奇怪。」 ⁴¹許多西藏人希望達賴喇嘛死在西藏，因為如果他死在國外，他的「頭」 和「身體」將會分離。 這也是為什麼達賴喇嘛給中國施加壓力以加速對話進程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以上這些情況，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Melvyn Goldstein)指出，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三個互不排斥的選擇：1)繼續爭取國際支持以維持現狀；2)鼓勵甚至組織西藏境內的暴力活動以升級衝突；3) 向中國政府傳達這樣一種信號：為保存西藏家園，達賴喇嘛正準備減少他的政治要求。⁴²現有證據表明達賴喇嘛選擇了第三個，並做出了重大讓步。

達賴喇嘛的讓步

自治權的新想法

1987年，達賴喇嘛在華盛頓特區國會山提出了五點和平計劃。1988年在歐洲議會上的斯特拉斯堡提案中，拋出了他在自治權問題上的最初定位，根據該提案，中國可保留西藏的對外政策的控制權，而西藏則在其自己的憲法或基本法之下實現自治。 西藏政府將包括一個經直選產生的最高領導人，一個兩院制的立法機關和獨立的司法系統。⁴³她還享有保護和發展宗教事務的特殊職能。⁴⁴提案中提及的直選最高領導人及獨立的司法制度都同當前中國政治體制有著根本性的衝突，這意味著將結束中共的領導。就中國現有的政治系統來看，中國政府不會接受這類建議。⁴⁵

1992年，達賴喇嘛要求中國領導人允許西藏，內蒙古和東土耳其斯坦（新疆）「在世界新秩序中成為自由和平等的夥伴」。⁴⁶然而近年來，達賴喇嘛強調文化自治權，而置冷政治自治權，並且表達了對中國憲制框架的尊重。⁴⁷ 1999年，西藏流亡人員之間的一次內部討論，涉及了權力分享機制的問題。⁴⁸有人建議西藏流亡政府應當認可西藏自治區領導層的現狀及中央政府在過渡階段中的角色。一方面，共產黨中央有權任命西藏的黨委書記；另一方面，西藏也有權選舉她的行政領導人。有人甚至認為，如果中央需要享有對地方領導人的解除權，只要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西藏流亡政府也會同意延期10年直選領導人。 ⁴⁹

在2005年的一次訪問中，達賴喇嘛改變了他在西藏與中國關係和西藏統治前景上的看法。他認為，西藏人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人，因為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都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西藏也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一部分。他還肯定了西藏憑借此身份獲的了眾多利益。而他原先認為，西藏也許可以在未來憑借是中國的一部份而受益，但目前並不是這樣，因為中國剝削西藏，所以應該是中國受惠於西藏，而不是西藏受惠於中國。

另外據報導，一名西藏流亡政府官員表示，達賴喇嘛現在只想要獲得宗教和文化上的自治權，而非政治、經濟和外交權。⁵⁰這一立場是從西藏流亡政府一名叫修布騰桑普（Thubten Samphel）的發言人在2004年的一次聲明中透露出來的。他說西藏人「應當被容許享有精神及文化上的自治權，以及一定的政治空間。」 ⁵¹在有關宗教和文化自治問題上，據報導達賴喇嘛已經在考慮下述事項：享有在拉薩布達拉宮的常年居住權；享有進出中國及所有西藏地區的通行權；享有對宗教文本的出版及編輯的完全控制權；享有任命寺院住持和監督重要喇嘛轉世靈童選擇的權利。⁵²這些要求跟以往主張西藏必須獲得一個自由的政體相去甚遠。達賴喇嘛現在只談及在中國的憲制框架下擴大自治權以及有必要在這一體制下來促進西藏的經濟發展。⁵³

自治西藏的邊界

1998年達賴喇嘛自治權提案當中最敏感的一部分是關於西藏邊界的劃分，他認為：西藏應當擁有整個西藏高原，包括諸如烏昌（U-Tsang）、西康（Kham）和阿莫多（Amdo）等傳統藏區，占中國疆土四分之一之多。除西藏自治區以外，「大西藏」將包括青海省大部和甘肅、四川、雲南的部分地區。整個地區居住的漢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共佔到53%，大西藏將成為一個自治的民主的政治實體。⁵⁴

50年代之前, 雖然西藏的邊界和政治地位並非由現代標準所確定，⁵⁵但「大西藏」是現代西藏民族主義的核心。1951年與中國政府談判後雙方達成《和平解放西藏17條》，就是在這次會談中，達賴喇嘛的代表曾要求：「必須將那些以前被滿清政府、國民黨政府和現政府佔領的地區全部歸還給西藏。」 ⁵⁶自1959年以來，西藏民族主義者一直在尋求創造一個泛西藏人的概念，以之來加強與中國領導人的對抗，而現在的西藏被限制在曾經由達賴喇嘛所統治的西藏自治區。到1996年，達賴喇嘛承認了西藏高原東部的許多地區不在拉薩統治之下，並表達了對保護文化的興趣，而非對該地區的政治控制。⁵⁷ 2003年以前，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堅持 「西藏人居住著得的整個西藏都應當享有真正的自治」。⁵⁸達賴喇嘛也不再使用含有消除地域邊界之意而試圖要將所有藏族人聚居地區囊括其中的大西藏這個概念，而是側重理解為對西藏文化圈內的文化保護。⁵⁹他避開強調政治邊界，⁶⁰還表示「我所關心的是文化、精神和環境」 ⁶¹，似乎接受了在中國憲制框架下不存在邊界問題的這一看法。

在一個以西藏自治權為主題的論壇上，當哈佛大學教授傅高儀（Ezra Vogel）問到，中國是否會接受重新給西藏邊界，而將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西藏人聚居地囊括進來時，美國華裔政治學家鄭世平回答：「我認為重劃邊界是不可能的，這只會浪費時間。」國際聲援西藏運動主席布瓊次仁（Bhuchung Tsering）強調：「我們應該多角度地來看這個問題，讓我們將重點放在有利於藏族人民生存與發展的問題之上。對中國人來說，「大西藏」這個想法過於險惡，但基於有利於藏族人民生存與發展之上就顯得可以接受了。」 ⁶²中國政府強硬地認為「大西藏」概念沒有歷史根源，是完全不可行的。⁶³同時，又有另一種看法主張設立「五省區」（含五個省和自治區），以此越過西藏地區而執行相同的政策。⁶⁴ 保證對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族人享有與其內的藏族人一樣的社會及文化條件也許是一個能順應全體藏族人需求的適當做法。例如，過去25年來，西藏自治區境內的藏族人無須繳納農業和畜牧收益的地方稅。2004年，四川省免除自治區少數民族(主要是西藏人)繳納同種稅。⁶⁵同樣, 西藏自治區內的西藏人也應當享有其它地區的西藏人的同等權利； 例如，公開展示達賴喇嘛相片的權利。

中國的撤軍

達賴喇嘛在1988年提起的自治權提案中要求中國撤軍，以此保證西藏全境的和平。只有撤軍，真正和平談判才能開始。⁶⁶在召開和平會議和西藏實現非軍事化、中立化之前，中國仍有權力以防禦為目的而維持在西藏的有限軍事裝備。

2003年，達賴喇嘛表明應該減少駐西藏各城市地區的武裝警察數量，這暗示著他對中國軍隊部署的接受。⁶⁷地區和平觀念廣泛存於西藏流亡領導人和「西藏支持者」的意識中。⁶⁸然而，達賴喇嘛卻不再要求中國完全撤軍,他亦不堅持將撤軍作為一個談判的前提條件。

香港的自治模式

達賴喇嘛要求在西藏實行與香港同樣的「一國兩制」政策，⁶⁹許多國際觀察家也認為這是一條適合解決西藏問題的道路。⁷⁰在該制度下，中國政府只負責西藏的外交事務和防禦事務, 而西藏則可自由地對其它事務進行決策、管理。然而，如果在西藏實行「一國兩制」政策，達賴喇嘛也一定意識到了它的政治含意。在這一制度建構下，中國中央政府享有包括駐軍，所有高級官員的任命權，以及通過嚴格控制立法而實現行政控制權的國家權力。這一結構與達賴喇嘛在其最初的自治提案中要求建立一個自由主義式的自治系統截然不同。但是，達賴喇嘛似乎鍾情於香港享有的控制中國大陸來港人口的能力。儘管它不能完全阻止漢人遷入西藏地區，但採用香港模型可以減緩這一進程。然後西藏即可在文化領域和宗教領域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從而致力於對西藏文化和宗教的保存。

四次訪問

1978年末，達賴喇嘛建立了與中央領導層的直接接觸關係。雖然這些接觸在1993年就終止了，但達賴喇嘛仍通過私人和准官員繼續與中央領導層接觸。2002年1月，達賴喇嘛的代表與中國負責西藏政策的官員在中國境外會面。這為由達賴喇嘛特使洛第嘉日（Lodi Gyari）和克桑嘉贊（Kelsang Gyaltsen）及他們的特別助理索南達波（Sonam Dagpo）和布瓊次仁（Bhuchung Tsering）組成的流亡西藏四人代表團於2002年9月訪問北京、上海、成都和拉薩鋪平了道路。在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起變化後不久的2003年5月至6月，同樣的代表團又參觀了江蘇、浙江和雲南三省。⁷¹在他們2004年9月的第3次訪問時，他們會見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及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中央統戰部民族宗教局局長常榮軍及其它北京官員。第四次會談於2005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瑞士伯爾尼的中國大使館內進行，在該次會談中他們與中國共產黨中央統戰部的一些官員談論了有關西藏自治的問題。

四次訪問給流亡西藏與中國政府重建聯繫，解釋達賴喇嘛態度和同中國新領導人及負責西藏政策的官員廣泛地交換意見創造了機會。這四次接觸也帶來了積極的效果。西藏流亡政府第一次下令，在海外的流亡組織官員不可組織抗議活動來對抗參觀西方國家的中國領導人；它又要求西藏支持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在1999年3月10日紀念1959年拉薩解放時不得進行具有相當侵略性的行動，同時又要求在印度的支持西藏獨立的活躍份子不要在紀念活動期間組織遊行或喊反對北京的口號。⁷² 1984年，流亡西藏官員訪問中國期間，他們碰到了抱怨文化大革命及向他們訴苦的幹部。但新近的代表團對那些因中國迅速發展而顯自信的官員印象深刻，而他們自己也被中國的發展所征服，因此加強了這樣的一種信念即西藏留在中國的境況應該優於獨立。正如達賴喇嘛所說的，「對西藏的最佳保證」就是要「留在中國」，並且要「多團結、多合作以追求我們最佳的利益。」 ⁷³ 2003年，西藏流亡組織的一個特別工作小組在談到怎樣加強中國與西藏的聯繫時，洛地嘉日（Lodi Gyari）與專家們協商達賴喇嘛應否訪問中國的問題。⁷⁴

中國方面，西藏自治區領導人認為第一次訪問純屬私人性質，但北京方面則承認第二次訪問存在雙方「官方」接觸的性質，他們對西藏問題的存在及需要解決該問題予以了承認。⁷⁵那些激烈的批評達賴喇嘛為「分裂主義分子」的聲音減少了，他在創造一個建設性環境的正面努力上也被明確認可了。 2003年，有西藏自治區官員告訴外國記者：如果達賴喇嘛以中國公民的身份訪問並認可西藏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將歡迎他訪問西藏。⁷⁶在伯爾尼舉行的第四次會談中，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承認直接接觸已經成為「慣例」，他還強調中國國家領導人極為重視與教皇和達賴喇嘛的聯繫。

這四次訪問的目的在於通過消除誤會及不信任來建立信心，但缺乏真誠和互信的情況依然存在。此外，在自治權的問題上雙方有根本上的分歧。的確，西藏流亡組織代表團表示：「在許多問題上還有著很大的分歧，包括有一些是根本上的。雙方都承認為了縮小分歧和取得共識還需要更多的實質性的談話。我們強調雙方都需要靈活的、有遠見的和富有想像力來處理這些問題。」 ⁷⁷

缺乏實質性會談的原因

儘管有四次訪問，但尚沒有實質性的突破。導致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有以下幾個：首先，中國的一些強硬派堅信，達賴喇嘛的死亡將會沉重打擊西藏獨立運動，不斷移民也將會促使藏族地區成為一個多民族雜居的社區從而削弱獨立運動賴所以存在的藏人基礎。他們甚至傾向於達賴喇嘛死在中國境外，因為類似於第十七世噶瑪巴（Karmapa）的轉世任命的情況，這可能製造宗教分歧。⁷⁸大部份西藏流亡者都承認達賴喇嘛的去世將會使西藏獨立事業嚴重受挫。西藏流亡議會的一名贊成西藏獨立的議員指出：「只要他仍活著，他會是一個最重要的推動力量。當他過世五十年後，西藏人將得不到任何能鼓舞他們為獨立而奮鬥的動力，而且西藏問題也將不復存在。」 ⁷⁹但也有其他反對觀點認為達賴喇嘛的死並不意味著西藏問題的結束。

其次, 對北京來說，西藏已經享有自治。在2002及2003年間訪問中國時，首席代表洛地嘉日（Lodi Gyari）面臨著中國方面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極力反對1988年自治權提案的嚴峻問題。很多中國官員告訴他，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健全的自治系統，這暗示著中國並不需要達賴喇嘛的提案。洛地嘉日（Lodi Gyari）希望中國能夠修正他們對自治的看法，將它看成是一個可以用以實現人民不可剝奪權利如政府官員選舉權等權利內在價值，而不是將它看成是一個用以實現國家統一和社會控制的工具。⁸⁰

第三，中共擔心如果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他們將會失去控制權。一個中國高級官員表示：「達賴喇嘛返回中國將引起巨大動盪，我們將不能控制西藏。」 ⁸¹據報導，西藏自治區官員害怕如果達賴喇嘛回到拉薩布達拉宮，「他將毫無疑問地成為一切權力的來源，任何政教分離的理論劃分都將不可能維持，而且中共也將會失去它在西藏的影響力。」 ⁸²雖然，正如有人所說的那樣「幾乎絕大多數的藏族共產黨員都會回西藏拜謁他們的宗教領袖」，⁸³但在西藏的藏族官員與漢族官員在對達賴喇嘛回國這一問題上至少也會達成某些共識。當西藏自治區宗教事務局局長吐博丹（Thubten）被問及達賴喇嘛是否會回來時說：「他現在身陷泥澇太深以至於不能和他過去所做的一切脫離干係。」 ⁸⁴西藏自治區官員覺巴普托尚（Jampa Phuntsog）說：「不管他說什麼……他的本性——要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是不會改變的，」也就是說「現在來談論達賴喇嘛的回國問題為時尚早。」 ⁸⁵

部分藏族高級官員表達了他們對在外流亡者指責他們是「漢人合作者」的抗議。⁸⁶他們拿他們為實現西藏現代化所作出的貢獻同流亡者推行神權政治和在促進西藏發展上的失敗相提並論，但是也有些高級官員將那些在達賴喇嘛身邊的極力主張分裂的⁸⁷和不完全排斥妥協的人分而視之。覺巴普托尚（Jampa Phuntsog）曾表示：「我們十分歡迎包括達賴喇嘛的特使在內的藏族愛國者回來。談判是十分有利的，它能使我們理解達賴喇嘛的真實想法，而這一想法便是成功的基礎。」若正如有些流亡者所言存在「文化滅絕」，殖民主義等情形的話，等到西藏問題解決後，在藏官員將樂於與他們共同來尋求解決的方法。⁸⁸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如果達賴喇嘛持中國護照回國，而且電視台進行報道，這將大大增進中央政府同藏族官員的和諧。

第四個造成沒有突破性進展的關鍵原因是北京方面認為達賴喇嘛未能滿足他們提出的前提條件。1998年，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指出如果要開始對話，達賴喇嘛必須「公開聲明並承諾，西藏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一個省」。⁸⁹溫家寶總理又在2003年重申了該立場並表示了對達賴喇嘛未能滿足這一前提條件，沒有真正放棄開展獨立和分離主義活動的「遺憾」。⁹⁰如今，中國政府發言人繼續主張該前提條件，表明他們相信達賴喇嘛實際上並未放棄開展獨立和分離主義行動。⁹¹

許多流亡官員也拒絕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1999他們給出了為什麼不承認的理由。首先，達賴喇嘛已經宣佈他不會再尋求獨立；其次，達賴喇嘛的公開聲明應該與中國准予西藏獲得真正自治的承諾相聯繫，但流放官員說，即使達賴喇嘛發出如此聲明，中國的領導人也不會這樣做。第三，西藏有它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歷史，這對西藏爭取更大的自治權有一定的議價力，而公開發出那聲明會剝弱這種能力；第四，西藏人想要的是獨立，不是自治。那個公開聲明意味著放棄獨立這一目標，而這是永遠不可以放棄的。⁹²

也有其他立場主張：以前西藏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現在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達賴喇嘛現在在表面上所站的立場。因而，西藏流亡政府表明，達賴喇嘛已「承認了西藏的實際地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西藏的問題並未解決。」 ⁹³當被問及是否準備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時，達賴喇嘛回答到：「話不能這樣說。 自1950-51年以來，考慮在西藏設立自治區，在十七點協議簽署之後，西藏便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在這之前, 那就由歷史決定了。」 ⁹⁴

達賴喇嘛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聲明並未讓中國政府完全滿意，原因是他並沒有用「不可分割」這樣的字眼。北京方面並不認為達賴喇嘛符合了他們的前提條件，⁹⁵因為他並未否定其在1991年時所說的「西藏在被中國佔領之前是一個獨立國家。它有它自己的政府，現在處於流亡……現在北京聲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是毫無理由的。」 ⁹⁶回應中國提出的如果達賴喇嘛成為中國公民並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麼達賴喇嘛便可返回西藏的這一建議，西藏流亡政府資訊和國際關係秘書索南達波（Sonam Dagpo）說，該前提條件的後者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在中國強佔西藏之前，它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⁹⁷然而，中國和西藏流放者或許可以對在1951年之前西藏是否是個獨立國家這一問題避而不談，正如英國和中國最後怎樣處理作為英國統治香港基礎原則的「三個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性那樣。⁹⁸ 無論如何，達賴喇嘛在2005年的一次聲明中指出西藏是中國五千年傳統歷史一部分，否認了其一直堅持的西藏歷來是獨立的這一觀點；而中國政府卻不需要達賴喇嘛肯定西藏歷來是中國的一部分。 ⁹⁹

西藏流亡政府只引述了達賴喇嘛在台灣問題上的聲明，即「與他無關」和「主要要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的觀點。¹⁰⁰對北京方面來說，西藏和台灣必須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並承認西藏和台灣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此北京堅持要求達賴喇嘛承認這兩者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¹⁰¹對達賴喇嘛來說，如果他迫於政治壓力而公然反對台灣獨立那麼他的道德形象將會受到損害。而且，台獨勢力跟達賴喇嘛的目標是一致的；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會傷害陳水扁總統上台以來所增強的雙方盟友關係。

但是，據報導達賴喇嘛在1998年時說：「台灣的未來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制度框架下談論……我的立場是：我不支持或鼓勵台灣獨立運動。」 ¹⁰²這一表態給談判出現突破性進展提供了契機。當時克桑加贊（Kelsang Gyaltsen）斷言：「達賴喇嘛從來沒有懷疑過『一個中國』政策。」 ¹⁰³如果達賴喇嘛從他與台獨勢力結成的聯盟關係中獲益不多的話，他很可能又回復到當時那個立場。2000年，達賴喇嘛否認了一個報道所說的「西藏與台灣將為爭取獨立而組成共同的政治陣線」。¹⁰⁴ 他可能發現：台獨勢力利用西藏問題為開展對話製造障礙，特別是當其它盟友如布什政府已經表明不贊成台灣獨立的時候。

北京將達賴喇嘛要求西藏自治視為其圖謀獨立的煙幕，因為他並不能阻止分離主義活動，然而西藏流亡政府發言人圖登桑達普（Thubten Samphel）卻聲明：「不知道什麼是中國所指的『分離主義活動』。」 ¹⁰⁵但是，西藏流亡政府與西藏青年議會的關係本身就是一個分離主義活動的例子，因為西藏青年議會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由達賴喇嘛領導的獨立西藏。他們組織開展了諸如「抵制中國貨」和「不要在北京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等遊行活動，¹⁰⁶而這些活動正是在達賴喇嘛長兄圖登嘉措（Thupten Norbu）教授¹⁰⁷和總理¹⁰⁸支持下進行的。達賴喇嘛的一名代表在與中國官員會談時提到了2004西藏青年議會組織西藏年輕領袖訓練計劃。¹⁰⁹這一組織還在同年宣佈了訓練「游擊隊活動」的計劃，並在2005年聲稱「我們反對達賴喇嘛的立場」和「我們完全不支持達賴喇嘛走『中間道路』」。¹¹⁰同樣的，自由西藏學生團組織「獨立是藏族人的基本權利」的活動，公然與中國共產黨對立。¹¹¹另一個例子是西藏流亡政府參與了反分裂組織——東土耳其斯坦、西藏及內蒙古人民聯合委員會，該組織成立於1985年，直到2005年時還很興盛。¹¹²以往用談判的方式試圖取得雙方一致同意的失敗結果告訴我們，如果雙方不果斷地清除出他們當中的民族主義極端分子，那麼雙方的努力就不會有任何成果。

西藏流亡者的觀點

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和支持達賴喇嘛的西方學者向北京提出了要盡快展開談話的一些理由。

視達賴喇嘛為有價值的人主要問題在於中國領導人對達賴喇嘛存在負面理解。如果他們改變這種想法，西藏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洛第嘉日（Lodi Gyari）認為北京方面將達賴喇嘛看成是被美國利用來「分裂」中國的工具。為減少他被外人利用的機會，最好的解決方法是讓他在中國居住。只要達賴喇嘛住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忠誠的人便會跟著做。¹¹³克桑嘉贊（Kelsang Gyaltsen）曾說過「達賴喇嘛是唯一一個可以說服西藏人接受與中國政府達成的協議並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的人。」 ¹¹⁴加州伯克利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奧維爾‧謝爾（Orville Schell）建議北京方面要視達賴喇嘛為一個可以為漢人及藏族人利益著想的人而把他接回拉薩作為一種宗教和文化的化身，而不要將其看成是一個頑固的「分離主義分子」。¹¹⁵哈佛研究員約翰‧肯尼斯‧克耐斯（John Kenneth Knaus）指出：「對中國來說，如果失去了這樣一個可以保證和平的人，這將是一個損失……」 ¹¹⁶

拒絕對話的後果

克桑嘉贊（Kelsang Gyaltsen）警告說如果中國未能與達賴喇嘛達成協議將會誘使世世代代的西藏人選擇反抗的道路。¹¹⁷洛地嘉日（Lodi Gyari）表示這樣拖下去，將使怨恨漸長，這樣就愈難說服西藏人接受除獨立以外的解決方案，還很有可能出現由極端勢力領袖來左右這個問題的情況，這些都將對中國更不利。¹¹⁸

避免政治暴力

當前, 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已承諾採用為大部份西藏流亡領袖一致認同的非暴力策略。然而，如果這一策略運用不成功，將促使激進組織如西藏青年議會訴諸於暴力解決，就如同最近幾十年來活躍著的愛爾蘭共和軍和哈馬斯反政府武裝一樣。目前，愛好和平的理念在西藏人中間尚未成氣候，在西藏的歷史也有過很多暴力事件，而且許多有影響力的流亡人員強烈提倡使用暴力進行鬥爭。¹¹⁹

為防止激進份子影響力的擴大，達賴喇嘛堅持要求同中國盡快展開對話。2003年他警告說若在兩三年內和平對話還遲遲不能進行，他也沒有能力制止潛在暴力的發生。¹²⁰歷史告訴我們，當溫和派遭受挫敗，激進分子便會乘虛而入，而等到他們這樣做時，就會採用更加強硬的路線以迫使對手就範。那些激進分子的暴力活動反對達賴喇嘛，還可以損毀其和平使者的聲譽，從而能給鎮壓提供合理的理由，如果認為這些有利於中國，這可以說是很短視的。以色列就是採取了這種方法，而促使了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哈馬斯反政府武裝的誕生，但現在正面對著由此引發得可怕後果。

有利於中國統一

西藏問題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團結和統一，並對解決台灣和新疆分裂問題也有反射作用。達賴喇嘛認為若中國能夠妥善地解決好西藏問題，這對香港、台灣以及中國國際形象都有正面作用。¹²¹當近年來很多台灣人拋棄中國身份認同時，和平地解決好西藏問題有利於加強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並將促使台灣領導人回到談判桌前。

民主化的困難

達賴喇嘛稱讚流亡西藏的民主化進程，他們在2001年直選出了西藏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以超過84%的得票率而被選為卡隆崔巴（Kalon Tripa）。然而，流亡西藏民主化的特點是達賴喇嘛的權力高於一切，達賴喇嘛可以操縱直選並自由掌控議會權力。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曾說：「沒有達賴喇嘛，我們什麼也做不了。」 ¹²²

的確，即使2005年西藏流亡政府駐布達佩斯辦事處的關閉也要經過達賴喇嘛的同意。¹²³流亡西藏的政治體系糅合了政治制度及佛教，¹²⁴最高職務（「國家首腦」和「政府首腦」）都由僧侶擔任。在那裡沒有黨派政治，任何對達賴喇嘛的批評都被認為是非法的。 ¹²⁵由上而下的民主化進程會削弱溫和派的權力，那麼它會加強激進派的勢力嗎?

達賴喇嘛死後，流亡西藏的民主化也許會加深，但這將會使北京更難與西藏流亡政府在西藏問題上達成共識，因為任何協議都要受制於更多的流亡者的同意。吸取東帝汶的教訓，我們可以得出，較早地授予自治權是一個阻止獨立的有效方法。如果印度尼西亞獨裁者蘇哈托早日授權，恐怕東帝汶事件就早已解決了。等到1999年印尼已經迅速民主化時，他的後繼者哈比比提議授予東帝汶以自治權就已經太遲了。如果在1986年台灣民主化之前，中國已與當時的台灣總統蔣經國達成妥協，那麼一個中國的原則便可在那時就確立起來。

為突破性進作準備流亡西藏和中國的雙方看法在認知和意識形態上存有很大間隙以至於雙方談判一直無法實現。一方面有些中國人視達賴喇嘛意圖「偽獨立」，另一方面有些西藏流亡人視北京耍手段。雙方都需要採取措施共同消除仇恨和增加瞭解，如流亡西藏代表團試圖證明達賴喇嘛所說的自治不同於獨立。雙方都需要開展一次非零和的談判，各自對己方要求進行再審視，並拋棄反責，為談判創造良好的環境。比如可以將雙方焦點置於是否在現有基礎上再提高自治權這一問題上，而不能一味的在「真自治」或「假自治」上糾纏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