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中國》

王寧    廖國文
加拿大星島日報
2008年4月24日
http://www.singtao.ca/van/content_column_van.php?IndexID=980768


達賴喇嘛每次出訪，行程總是排得滿滿，這次接受本報訪問，本來也只有30分鐘的時間，不過，達賴喇嘛坐下來後，完全忘記了約定的時間，暢所欲言地回答記者的提問，結果整個訪問延長了30分鐘，就算結束前，達賴喇嘛還是欲罷不能，而且愈說愈起勁，顯然仍有不少話想要說，可惜的是，下一個拜訪者已等候多時，記者不得不離開，結果我們還未走出客廳，對方己被馬上引領進來。

整個訪問雖以英語進行，不過，當中達賴喇嘛多次以漢語來表達他對漢族的感情，如「民族兄弟」、「漢藏大團結」、「穩定、團結」等，引用胡錦濤的「和諧社會」主張，也是以漢語說出來。他還多番讚揚前中國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及胡耀邦等人，並讚賞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精神夠科學。

達賴喇嘛應本報要求，22日親筆寫下一封向漢族同胞問好的公開信，表達他對兄弟民族之間保持親密關係的良好意願。這封用藏語寫下的親筆信，不僅意義重大，陪同他一起出訪的官員也極為重視，達賴喇嘛駐美代表處西藏問題分析員貢噶扎西及紐約辦公室社區聯絡官才旺朋措，便分別以漢語及英語替記者翻譯，多番琢磨，務求準確無誤，還進一步向達賴喇嘛駐美代表扎西旺堆求證，兩人更先後抄寫一遍，由此可見，雖是短短數行的公開信，卻是達賴喇嘛首次倡導兄弟民族和諧的書面記錄，難怪備受重視。

對於今次達賴喇嘛接受華文媒體的個別採訪，也備受藏族媒體的重視，22日美國之音藏語台便向貢噶扎西瞭解了相關情況，貢噶扎西把達賴喇嘛與本報會面的情況作了匯報，並帶出達賴喇嘛向本報表達的、希望與漢族同胞團結和諧的信息。
根據記者經驗，達賴喇嘛的採訪活動，不管在中央公園，抑或在大學會堂，都要經過嚴格的安檢，每部攝影器都要檢查清楚，才能帶進會場，今次有機會單獨採訪達賴喇嘛，當然以為要經過更嚴格的安檢，事實上，達賴喇嘛下塌處，便有警員保安駐守，閒雜人等一概不能接近。雖然記者跟隨貢噶扎西入內，心想仍要經過重重安檢，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全程沒遭人攔下，攜帶的攝影器材也不用「過關」，就這樣一直走到客廳採訪達賴喇嘛。後來才知道，原來貢噶扎西早在10天前已向保安單位通報，預先替記者安檢，而且，人是他們帶來的，才能避過嚴格的安檢程序。

王寧    廖國文
加拿大星島日報
2008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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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爾蓋特(Colgate)大學獨家專訪

達賴喇嘛4月23日早上在紐約上州科爾蓋特(Colgate)大學接受了本報記者王寧與廖國文的獨家專訪。這是自「3．14」西藏拉薩動亂後，達賴喇嘛首次接受中文媒體的獨家專訪。

在一個多小時的專訪中，達賴喇嘛首次正式回應了胡錦濤有關談判大門敞開的講話，首次公開談他與藏青會關係。達賴強烈呼籲漢藏民族攜手和好，共同解決面臨的問題。

達賴23日在為星島日報讀者留言時，並未停留在客套禮節上，而是執筆沉思，寫下一段他從未向任何媒體發表過的話。

他用藏文寫道：對於所有漢族同胞表示問好。我們兄弟民族在緊緊保持兄弟情感下，任何問題以通過內部坦誠交談來解決，並經常保持相互密切的關系是很重要的。

達賴辦公室人員指出：達賴為我們寫的這段話對他們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動態。他們不僅認真抄錄了這段話，還與我們認真逐字討論將這段藏文譯成中文和英文。並在事後向達賴本人求證，力求絲毫無誤地理解留言的真正含意。

在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前，達賴喇嘛首先表示：「首先我很高興會見一家主要的中文報紙，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西藏人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是中國人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必須在中國兄弟姐妹及西藏人中間找到答案。當然，外人能夠幫助我們，但最後解決方法還是要靠我們。全球華人兄弟姐妹對此問題的清晰理解是真正重要的。為此我很高興會見你們。」

達賴一向推崇和平及非暴力，但近來圍繞奧運聖火傳遞發生的暴力行為，顯示出有些人已經失去了控制，也就是說失去了達賴的控制。本報記者首先要求達賴就此作出解釋。

達賴表示，首先我不是世界的統治者。在藏人中間——你昨天也看到了我演講門口的抗議(指另一佛教宗派雄登信徒)，他們極力反對我。我在五一年到七十年代時也信奉過這個信仰，但後來發覺這是不對的，就不再信仰了。他們就這樣反對我。達賴指出雄登信徒在印度殺人，被列罪犯。他說，你看，也有反對我的人。在藏人社區，現在有些團體全面違背我的中間路線。

這是達賴喇嘛首次將抗議奧運聖火傳遞的人，同長期以來極力反對他的雄登信徒放在一起提出，以說明部分藏人並不聽他話。

記者表示胡錦濤最近發表了只要他做到「三個停止」，與達賴談判大門是敞開的講話。請他回應這個講話。

達賴喇嘛表示：從2002年到現在有6次圓桌會議，但無實質結果。他認為胡錦濤未准備好進行對話。對話不僅是見面，而是要相互聆聽對方意見，共同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達賴表示他全力支持胡錦濤的和諧社會主張，認為是非常重要，實在的理念。

達賴日前在密歇根會見了美國西藏問題特使，但沒有公布具體內容。達賴在專訪中透露，他向美國方面提出現在出現的這種危機，會使中國領導人更加注意到西藏真正的現狀。過去中國領導人認為西藏人是快樂的，現在他們會發現情況不是這樣。他認為這次危機可能使中國領導人會重新考慮對西藏流亡政府的態度。如果那樣的話，所以現在美國可以進行幫助。如果這樣情況出現，達賴表示將全力支持中央政府解決西藏問題。

達賴表示美國特使向他告知中美間就此問題的幾次接觸，如在歐洲會見中國官員等。稱指美國特使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在採訪將結束時，達賴已經非常激動。他說：「政府指責我，我不在乎，但有幾百萬中國人，無辜的中國人真正感到達賴是個很壞的人，那樣我真的感到很悲傷。」

達賴喇嘛把民族團結的希望放在年青一代身上，希望年青一代藏人同漢族交流。他指出他去年在加拿大發現有一個當地的西藏青年人團體，同漢人青年團體組成了一個友誼組織。他感到非常高興。因為今後如有事件發生，雙方馬上可以展開對話。

專訪結束時，我們要求達賴喇嘛通過星島日報，用一句話向所有中國人表達他想說的話。他激動地用英中相雜的話說：「我們是兄弟民族，不要對我們感到憤怒，讓我們站在一起。所有的分歧我們都可以在內部解決。」

氈巴

2008年03月17日

雖然我並沒有經常在西藏，但是斷斷續續也因為工作原因住了好幾年，很多藏區都去過。我想先說一下，請xx的xx憤青們都先搞清楚，「藏獨」和「信奉達賴喇嘛」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

達賴喇嘛，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是崇高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都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弟子，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崇高的，這是幾百年來的傳統，並不是因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涉及到「獨立」問題藏族人才那麼信奉他，而是從始至終都非常信奉他。這是西藏問題的關鍵，如果不理解這一點，什麼討論都會失去公允性。

一提起達賴喇嘛，幾乎所有的人都罵聲不絕，把他作為藏獨勢力的頭頭，但是達賴喇嘛自從70年代開始，就放棄了「獨立」這兩個字，而改用「高度自治」來作為他的訴求。當然，作為政治人物來說，任何動作都可能隱藏著其他用意，憤青們當然可以理解為「見風使舵」之類的，但是，就我而言，我覺得他是一個相當 偉大的人。當80年代末，拉薩暴亂之後，政治局勢趨於穩定，西藏不會再出多大亂子，這時達賴喇嘛沒有必要一再讓步，因為很明顯，我國政府絕對不會放棄西藏地區的控制權，他的任何「高度自治」的訴求明顯不會被接受，他大可以保持著受害者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身份，在世界各地訪問講座，絲毫無損於他的名聲。 但是近年來，他連續多次嘗試和中央政府談判，希望能夠和平的解決西藏問題。就我個人認為，達賴喇嘛相當有誠意，為了自己的民族，一再的降低自己的底線，值得尊敬。

說到這裡，也許有兄弟就會罵了，「我們把西藏管得好好的，他算什麼，能有多大影響？」

他有多大影響？我舉個例子，05-06年中國各大藏區開展了焚燒珍稀動物毛皮的行動，並不是政府組織的，而是自發的。為什麼？因為達賴喇嘛在印度的法會上提到愈演愈烈的在藏裝上鑲嵌珍稀動物毛皮的行為，他表示很失望。結果，各藏區政府十幾年來屢禁不絕的珍稀動物毛皮走私活動銷聲匿跡，因為藏民都不穿了，燒掉了。有個青海的官員私下哀歎「我們嚴厲的法規和打擊行動，還頂不上達賴喇嘛一句話」。

以上是想說明，藏族的老百姓是多麼信奉達賴喇嘛，所以，他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

而另一方面，幾乎全民信奉達賴喇嘛的藏族，有多少支持藏獨呢？

我敢肯定的說，沒有多少。

19年前拉薩發生了暴動，那時候政治局勢並不穩定，大批對政府不滿的老百姓被煽動起來鬧事。而這次，我認識的所有在拉薩的藏族朋友，沒有一個贊成那些人的行為，經過19年的交融，大多數藏族漢族都深深地瞭解對方，很多藏族的朋友同事親人都是漢族，又怎麼會鬧得起來呢？誰不喜歡平靜的生活？只有極少數對社會不滿的人，才會躲在陰暗的角落裡惡毒的煽動。當然我這麼說可能還有人不信。不信，你自己去西藏轉一轉，交些藏族朋友，就什麼都能感覺到了。

那麼還有人會問了，為什麼每年都有人逃去印度那邊，難道他們不是想獨立麼？我告訴你，沒錯兒，確實每年有幾百人跑去印度的達蘭薩拉，那裡號稱小拉薩。但是，你們可以查一下，逃過去的人，是什麼人？有錢人？no no，幾乎都是窮人，僧侶，甚至有錢的僧侶都不會跑過去，為什麼？很簡單，好端端的日子放著不過，跑過去幹什麼？而據我所知，達蘭薩拉的日子也不好過，印度人對藏族相當排擠，認為他們搶了自己的飯碗，絕大部分過去的人也只能靠出賣勞力生活，去年還有國際報道稱，國際社會給與西藏流亡政府的援助，貌似有一半被噶廈的官員貪污掉了。

還有哥們問了，你說達賴喇嘛不提藏獨，怎麼有那麼多的「free Tibet」的小旗子飛來飛去？因為在中國之外，還生活著100萬藏族，相當一部分都沒有工作，甚至連英語都勉勉強強，他們對漢族抱著巨大的敵意。很多激進的團體甚至很早就提出了要進行恐怖活動。這種人，就是世界各地「藏獨」的主力，但是如果退一萬步講，真的「獨立」成功了，他們大多數人也不會放棄國外的生活回去的。虛偽，我個人這樣形容他們。

提到貪污，也不能不提我們偉大的黨治下的西藏自治區政府，就全國範圍來說，沒有人比他們更貪了，看得我真是毛骨悚然。在內地也見過貪污的，還沒見過 這麼囂張這麼明目張膽的，現在基本全藏區所有的有利可圖的工程，你不塞個幾十萬是不行的，不論藏漢，貪得一個比一個厲害。我有幾個在林芝做工程的藏族朋友，前兩年想組建個工程隊把林芝八一地區的機場工程拿下，後來一問，別的不要提，先給塞200萬再談，當時就放棄了。還有我親眼見到拉薩一個廳長，有人求他辦事，拎了兩瓶人頭馬，結果人家還生氣了，氣得要死，說你拿這個算什麼，讓把酒放到引擎蓋上，給他的司機說，這種破玩意，你喝不喝？！很巧合，據說這幫碩鼠貪污中央給西藏的撥款，也是一半，呵呵，莫非是官場通例不成？

就這麼個自治區政府，幾乎各級官員都不做實事，整天吃喝玩樂，貪污受賄，中央一個都不管，為什麼？只要你政治穩定，貪破天我們都不管。結果呢？這幾年這幫子錢沒少貪，結果弄出這次的事情來。平時他們對於藏族的管理方法，只是一味的壓制，宗教方面更是壓得厲害，前年我去拉薩，聽說色拉寺僧人要修個廁所，結果還要宗教局的領導批准。一個離拉薩有一百多公里縣裡的寺院，在一個山腳下，要在門口的空地上修個廚房，還要給宗教局的人打報告，結果還沒被批准。 這些行為大多數都是「援藏」幹部所為。本土的幹部呢，更是樂得逍遙，有事兒發生更好，只要能鎮壓住，發生越多對他們越有利。西藏解放後的那些元老，大都退休了，賦閒在家，但是去年一聽說中央和達賴喇嘛特使談判，馬上跳腳的跳腳，鬧上吊的鬧上吊，有人還直接將中央說「達賴要是回來，我們馬上上山打游擊去！」為什麼？因為如果達賴喇嘛真的能和中央達成一致，回到中國，那這些元老的子孫利益者們肯定大受損失。可以說，最不希望西藏問題和平解決的，就是這幫盤踞在西藏的貪官們，他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西藏問題懸而不決，時不時有些小麻煩，中央不管，他們樂得做自己的土皇帝。受苦的還是老百姓。這次的暴動中，那些藏族年輕人，也有相當一部分的因素是要發洩被壓制已久的憤怒。我認識的一位政協委員朋友昨天私下說，這次事件多多少少能夠讓中央警覺，西藏的官員無能到什麼程度了。

而對於西藏的老百姓來說，他們肯定是希望達賴喇嘛能夠回來，但是絕大多數人也不會為了什麼虛無縹緲的「藏獨」去行動。而且中央最好能夠在達賴喇嘛的有生之年解決西藏問題。根據藏傳佛教的規定，達賴喇嘛和班禪仁波切是互相認證的，即，一位圓寂了，另一位認證他的轉世，這樣互相認證。如果現在的達賴喇嘛去世了，那麼在中央控制下的班禪仁波切再認證個新的達賴喇嘛，藏族肯定不承認。也許更多的抱怨和反抗就會發生。

也許有的哥們說了，反抗有沒用，殺光了算了。是的，也許在你來看，中國的500萬藏族還不如你今天的晚餐重要，但是你想一下，當你是這500萬人中的一分子，你會有何感想？

對於今時今日的西藏，中央的政策是積極的，這也是愛藏人士和藏族所贊成的，然而在保存藏文化和發展藏區經濟方面，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

作為一個對藏族稍微瞭解一些的人，我只是胡亂說說自己的看法，並不準確，但是是我的心聲，西藏現在需要的，是健康的發展和對藏文化的保護，以及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罈子裡這些喊打喊殺的兄弟，如果你們有一個真正的藏族朋友，也許你們就不會說那些話了，如果大家真的關心西藏，請你們多多瞭解西藏的歷史和現狀，相信你們會愛上她的。

至於那些僅僅是用「西藏歷史問題」作為你們詆毀中國政府工具的所謂民主人士，你們還是哪兒涼快哪兒呆著去吧。

（文章來源：中國的一個網站上的論壇）

何包鋼 沙伯力²

近年來，達賴喇嘛試圖尋求談判途徑來解決西藏問題，他對自治的看法也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並做出了許多根本上的讓步。達賴喇嘛如今的姿態與其在上世紀80年代直到最近所表現出來的立場已是大相逕庭。從最早開始達賴喇嘛的觀點就總是集中了很多人的想法，但如今大體上看來其他人的想法已經不再能影響他的行事手段了。

從八十年代末直到最近，達賴喇嘛一直拒絕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在2000年時曾說：「北京政府經常對我施加壓力，並且要我宣佈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但是這不是事實，我不會作這樣一個錯誤的聲明。」 ³一直到最近，他仍然堅持西藏人和漢人沒有紐帶關係。1987年，達賴喇嘛表示：「西藏人和漢人是兩種迥異的人，他們各自擁有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語言及生活方式。」 ⁴在1995年，他又說：「漢人和西藏人是根本不同的人民……我們說不同的語言、屬於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風俗；我們的宗教和文化，甚而我們的書面語言都是完全不同的。」 ⁵但是，正如我們將要闡述的，達賴喇嘛現在已不再將西藏排除於中國之外，也不拒絕藏族是中華民族一部分的可能性；至少他已表示，如果同中國政府的談判有所進展，他會願意承認這些說法。⁶

從八十年代末直到幾年前，西藏流亡政府堅持認為：若要達成和解，中國必須放棄對除外交事務及防禦之外的一切西藏事務控制權。 我們要闡述的是，達賴喇嘛通過降低對政治經濟權力的追求，轉而尋求宗教和文化上的更大控制力，⁷已經改變了他對西藏自治權的追求重點。即使在宗教和文化領域，他也願意承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管理並保證保存我們西藏的文化，精神和環境」，⁸而不再要求由自己絕對控制。

達賴喇嘛的這一變化，同其特使與中國代表定期談判以尋求獲得更大自治權所展現出來的前景是分不開的。2002年7月，達賴喇嘛的兄弟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訪問了西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邀請為雙方的「談話」打好了基礎，而這一「談話」也直接有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國政府要在布什總統2002年10月訪問中國之前，挫敗那些主張若在2002年7月5日之前中國與達賴喇嘛一方還未能展開談話的情況下將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歐洲議會議員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企圖，並且這將減輕北京申辦奧運的壓力。⁹一些中國領導人也深信：任何西藏問題都能在達賴喇嘛在世時得到比較好的解決，而當時達賴喇嘛67歲。¹⁰

2002年至2004年，達賴喇嘛的特使對中國的造訪創造了一個會面、討論和推動問題解決的在規範意義上說是准制度式的機制。西藏流亡政府將該種聯繫視為「在一套長期的、持久的程序中製造氣氛」的方法和在規定時間中為消除分歧打好基礎的方式。¹¹流亡政府 「總理」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認為：首先要互相問好；其次是「半遊覽、半談話」；第三是降低對中國一方的恐懼；第四是基於第三點再來解決問題；¹²最後要採用「實用性的方法而非情緒化的方法」。¹³ 中國共產黨中央統戰部認為直接接觸成了穩定的「慣例」，流亡者不應該對雙方的意見分歧抱悲觀態度，因為這些分歧是可以通過更多的會談和意見交換來逐漸縮小的。¹⁴

雙方接觸的規則化，顯示了在西藏問題中的爭議焦點即給予達賴喇嘛方以新的自治權問題具有很大的靈活性。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曾表示：「我們不再認為中國是敵人，而是一個我們將要與之談判的另一方。他們也已要求我們做出相應的保證。」 ¹⁵由該陳述可以看出，達賴喇嘛曾試圖作出相應的保證，但結果卻遭到了西藏獨立支持者的長時間的激烈批評。¹⁶當中國總理溫家寶於2005年4月訪問印度時，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對此表示歡迎，這是西藏流亡政府第一次對中國領導人的訪問表示支持。¹⁷當被問及是否需要伯尼爾仲裁調解時，他說：「我們不認為有這個必要，因為只有發生了國際性的爭端才需要它們，而我們既然承認中國主權那麼這就是內部爭端，應當由我們雙方自行解決。」在之後的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40週年的儀式上，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注意到：「中國政府並沒有指責達賴喇嘛，並且陳詞也比以往溫和了很多。」 ¹⁸

達賴喇嘛並沒有表明為什麼要採取新的舉動，不過似乎是因為中國沒有像中國大陸流亡人士在上世紀90年代所推測的那樣像蘇聯那樣發生政權變更和瓦解，反而在近十年來上升為一股重要的力量，這一現象大大限制了逃亡者對其支持者們的說服力。¹⁹達賴喇嘛似乎與東西方學者達成了共識：「分離主義者沒有足夠的力量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他們要求獨立或真正的自治，除非中國發生根本性的傾覆。」 ²⁰ 達賴喇嘛清楚在其有生之年內這場談判的勝算機率還是很高的，他當然也意欲再一次回去朝覲藏傳佛教聖地西藏。²¹ 中央政府領導們也意識到這個雙贏的局面：如果他們與達賴和解贏了，這可以保證西藏屬民都受制於該和解條款；即使談判後沒有達成和解，仍是有利可圖，因為在談判過程中，中央政府將會表現出良好的誠信。同時，中央政府對西藏問題態度的轉變也不是偶然的，現在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曾經在1988-1992(拉薩動盪的時期)出任西藏的黨委書記（最高級官員）。在下文中，我們將考察達賴喇嘛新舉動發生的背景，略述新近的發展，並探討在自治權問題對話上遇到的主要障礙，並提出消除這些障礙的方法建議。

形勢起變化

80年代末，十四世達賴喇嘛曾提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可以負責西藏的對外事務，而西藏則由其自己的自由民主的憲法來治理。 十年後，他表示出了對中國政府沒有積極回應該建議—採用鄧小平所建議的即除西藏完全獨立之外的一切問題都能商談--感到十分失望。²²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現任總統布什都敦促過中國政府同達賴喇嘛進行談話，在2001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西藏政策法案》也做出同樣的指示。 2002年，歐盟外部事務委員會委員彭定康及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呼籲中國與達賴喇嘛開始對話。²³同年，歐洲議會代表團向中國提出相同建議，但中國政府領導人告訴他們，他們沒有準備與西藏領導進行談話。²⁴ 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所說：「我們必須堅決反對達賴派系和其他反華勢力，努力開創西藏團結、穩定的新局面，堅定地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安定。」 ²⁵

上世紀80年代未和九十年代，蘇聯解體給達賴喇嘛帶來了一線希望。1989年，他甚至不接受中國佛教協會的邀請，拒絕出席在北京舉行的藏傳佛教第二高僧——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葬禮。同年，他贏取了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無約束力的決議聲明「西藏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並敦促美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合法政府。

21世紀降臨，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西方和印度媒體觀察員們報道表示：政治領袖以及更廣泛的人群對「自由西藏運動」的支持顯著降低。²⁶現在看起來，流亡西藏領導人希望中國瓦解並不太可能。相反，中國現已成為一股不斷增強的地區力量和世界製造業加工中心，並成為東亞整合的催化劑。同時，在西藏支持獨立的聲音已經減弱，流亡西藏領導人和外國支持者都承認在西藏的確沒有明顯的反對活動。²⁷由中國政府對西藏的財政補貼所孵育出來的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並沒有分離出去而成為民族分裂主義者，而更傾向於尋求穩定; 他們與中國一起被認為是西藏的利益和繁榮的最佳保證人。²⁸

作為一股日益增長的力量, 中國在維持已被確認的領土邊界問題上，已經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支持。1992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克林頓公開支持西藏流亡，卻在入主白宮後改變了對西藏的政策。2000年,喬治‧布什聲稱如果大陸攻打台灣，美國會保護台灣。但2003至2004年期間，他卻反對陳水扁的以全民公決來決定台灣歸屬的建議而且也不提供流亡西藏以實際支持。2004年美國總統競選，民主黨候選約翰‧克里甚至認可中國對台灣實行「一國兩制」的提議。2000年歐洲議會的一項決議表示，如果北京在以後3年內仍拒絕與達賴喇嘛舉行談話，歐盟就要為西藏委任一名特別代表，及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為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機構。在三年期限即將截止前的一個月，與流往西藏有長久聯繫的丹麥國政府首相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與達賴喇嘛會面後，說他不認為歐盟或丹麥有需要進行新的行動。²⁹於2003年10月舉行的第六次歐盟——中國峰會上，西藏甚而未被提及。歐盟只考慮取消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以及要求中國政府符合四個人權條件等問題，但其中並未涉及西藏問題。³⁰

達賴喇嘛政府的兩個主要傳統盟友改變了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自1906年以來就強調在中國西藏的「宗主權」地位的英國，試圖將西藏變為在印度和中國之間起緩衝作用的中立國，而現在也承認中國享有對西藏的主權。³¹繼承了英國「宗主權」觀念的印度政府，其總理瓦傑帕伊在2003年訪問中國期間表示西藏自治區是中國的一部分。³²作為一種外交答謝，中國也認可了錫金是印度的一部分。儘管印度官員提出他們的聲明並不代表對西藏的政策會起變化，³³但是這宣言證明了他們對西藏流放組織的失望。最大的流放組織西藏青年議會說：「瓦傑帕伊對聲明的簽署等於毀滅西藏。」 ³⁴在瓦傑帕伊訪問之後，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表示：「事實上，西藏是中國的自治區。」 ³⁵原先預期在西藏問題上將對中國持敵對態度的瓦傑帕伊右翼政權卻肯定了中國主權，這很可能是使得西藏青年議會會長推測西藏自由還需要五百或一千年時間，³⁶ 和引起流放組織領袖比以往更積極地回應中國政府提出的談判條件——達賴喇嘛公開聲明西藏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據報道，在達賴2003年11月達賴訪問梵蒂岡期間，曾表示：「我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³⁷

達賴喇嘛到七十歲時，時有不適。2002年，他確實被認為是處於危險中，他的轉世問題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來。2000年，他在接受一位台灣記者的採訪時就已經表示，建立於轉世制度之上的西藏神權政治應當被拋棄，如果他回到中國也不會再參與政治。³⁸他在一次對台灣立法院的演說中, 再次表達了要結束這一制度的想法。³⁹許多流亡人員把這一選擇視為是對西藏傳統的放棄而表示反對。其實，達賴喇嘛最主要是想要表達不在中國境內轉世的意圖。⁴⁰

如果達賴喇嘛死在中國之外, 就可能會有兩個十五世達賴喇嘛出現，一個在中國之外，另一個在中國國內挑選並得到中國當局的肯定。這樣的結果將削弱十五世達賴喇嘛的權力，破壞西藏傳統，並且將增加流亡西藏、中國和轉世靈童所在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因此西藏流亡政府現在也許更希望達賴喇嘛的死亡和轉世都在中國領土之內發生。在外流亡的第二位最主要的藏傳佛教領袖第十七世噶瑪巴大寶法王（Gyalwang Karmapa）表示：「如果達賴喇嘛選擇在中國境內轉世，這並不奇怪。」 ⁴¹許多西藏人希望達賴喇嘛死在西藏，因為如果他死在國外，他的「頭」 和「身體」將會分離。 這也是為什麼達賴喇嘛給中國施加壓力以加速對話進程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以上這些情況，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Melvyn Goldstein)指出，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三個互不排斥的選擇：1)繼續爭取國際支持以維持現狀；2)鼓勵甚至組織西藏境內的暴力活動以升級衝突；3) 向中國政府傳達這樣一種信號：為保存西藏家園，達賴喇嘛正準備減少他的政治要求。⁴²現有證據表明達賴喇嘛選擇了第三個，並做出了重大讓步。

達賴喇嘛的讓步

自治權的新想法

1987年，達賴喇嘛在華盛頓特區國會山提出了五點和平計劃。1988年在歐洲議會上的斯特拉斯堡提案中，拋出了他在自治權問題上的最初定位，根據該提案，中國可保留西藏的對外政策的控制權，而西藏則在其自己的憲法或基本法之下實現自治。 西藏政府將包括一個經直選產生的最高領導人，一個兩院制的立法機關和獨立的司法系統。⁴³她還享有保護和發展宗教事務的特殊職能。⁴⁴提案中提及的直選最高領導人及獨立的司法制度都同當前中國政治體制有著根本性的衝突，這意味著將結束中共的領導。就中國現有的政治系統來看，中國政府不會接受這類建議。⁴⁵

1992年，達賴喇嘛要求中國領導人允許西藏，內蒙古和東土耳其斯坦（新疆）「在世界新秩序中成為自由和平等的夥伴」。⁴⁶然而近年來，達賴喇嘛強調文化自治權，而置冷政治自治權，並且表達了對中國憲制框架的尊重。⁴⁷ 1999年，西藏流亡人員之間的一次內部討論，涉及了權力分享機制的問題。⁴⁸有人建議西藏流亡政府應當認可西藏自治區領導層的現狀及中央政府在過渡階段中的角色。一方面，共產黨中央有權任命西藏的黨委書記；另一方面，西藏也有權選舉她的行政領導人。有人甚至認為，如果中央需要享有對地方領導人的解除權，只要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西藏流亡政府也會同意延期10年直選領導人。 ⁴⁹

在2005年的一次訪問中，達賴喇嘛改變了他在西藏與中國關係和西藏統治前景上的看法。他認為，西藏人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人，因為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都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西藏也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一部分。他還肯定了西藏憑借此身份獲的了眾多利益。而他原先認為，西藏也許可以在未來憑借是中國的一部份而受益，但目前並不是這樣，因為中國剝削西藏，所以應該是中國受惠於西藏，而不是西藏受惠於中國。

另外據報導，一名西藏流亡政府官員表示，達賴喇嘛現在只想要獲得宗教和文化上的自治權，而非政治、經濟和外交權。⁵⁰這一立場是從西藏流亡政府一名叫修布騰桑普（Thubten Samphel）的發言人在2004年的一次聲明中透露出來的。他說西藏人「應當被容許享有精神及文化上的自治權，以及一定的政治空間。」 ⁵¹在有關宗教和文化自治問題上，據報導達賴喇嘛已經在考慮下述事項：享有在拉薩布達拉宮的常年居住權；享有進出中國及所有西藏地區的通行權；享有對宗教文本的出版及編輯的完全控制權；享有任命寺院住持和監督重要喇嘛轉世靈童選擇的權利。⁵²這些要求跟以往主張西藏必須獲得一個自由的政體相去甚遠。達賴喇嘛現在只談及在中國的憲制框架下擴大自治權以及有必要在這一體制下來促進西藏的經濟發展。⁵³

自治西藏的邊界

1998年達賴喇嘛自治權提案當中最敏感的一部分是關於西藏邊界的劃分，他認為：西藏應當擁有整個西藏高原，包括諸如烏昌（U-Tsang）、西康（Kham）和阿莫多（Amdo）等傳統藏區，占中國疆土四分之一之多。除西藏自治區以外，「大西藏」將包括青海省大部和甘肅、四川、雲南的部分地區。整個地區居住的漢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共佔到53%，大西藏將成為一個自治的民主的政治實體。⁵⁴

50年代之前, 雖然西藏的邊界和政治地位並非由現代標準所確定，⁵⁵但「大西藏」是現代西藏民族主義的核心。1951年與中國政府談判後雙方達成《和平解放西藏17條》，就是在這次會談中，達賴喇嘛的代表曾要求：「必須將那些以前被滿清政府、國民黨政府和現政府佔領的地區全部歸還給西藏。」 ⁵⁶自1959年以來，西藏民族主義者一直在尋求創造一個泛西藏人的概念，以之來加強與中國領導人的對抗，而現在的西藏被限制在曾經由達賴喇嘛所統治的西藏自治區。到1996年，達賴喇嘛承認了西藏高原東部的許多地區不在拉薩統治之下，並表達了對保護文化的興趣，而非對該地區的政治控制。⁵⁷ 2003年以前，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堅持 「西藏人居住著得的整個西藏都應當享有真正的自治」。⁵⁸達賴喇嘛也不再使用含有消除地域邊界之意而試圖要將所有藏族人聚居地區囊括其中的大西藏這個概念，而是側重理解為對西藏文化圈內的文化保護。⁵⁹他避開強調政治邊界，⁶⁰還表示「我所關心的是文化、精神和環境」 ⁶¹，似乎接受了在中國憲制框架下不存在邊界問題的這一看法。

在一個以西藏自治權為主題的論壇上，當哈佛大學教授傅高儀（Ezra Vogel）問到，中國是否會接受重新給西藏邊界，而將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西藏人聚居地囊括進來時，美國華裔政治學家鄭世平回答：「我認為重劃邊界是不可能的，這只會浪費時間。」國際聲援西藏運動主席布瓊次仁（Bhuchung Tsering）強調：「我們應該多角度地來看這個問題，讓我們將重點放在有利於藏族人民生存與發展的問題之上。對中國人來說，「大西藏」這個想法過於險惡，但基於有利於藏族人民生存與發展之上就顯得可以接受了。」 ⁶²中國政府強硬地認為「大西藏」概念沒有歷史根源，是完全不可行的。⁶³同時，又有另一種看法主張設立「五省區」（含五個省和自治區），以此越過西藏地區而執行相同的政策。⁶⁴ 保證對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族人享有與其內的藏族人一樣的社會及文化條件也許是一個能順應全體藏族人需求的適當做法。例如，過去25年來，西藏自治區境內的藏族人無須繳納農業和畜牧收益的地方稅。2004年，四川省免除自治區少數民族(主要是西藏人)繳納同種稅。⁶⁵同樣, 西藏自治區內的西藏人也應當享有其它地區的西藏人的同等權利； 例如，公開展示達賴喇嘛相片的權利。

中國的撤軍

達賴喇嘛在1988年提起的自治權提案中要求中國撤軍，以此保證西藏全境的和平。只有撤軍，真正和平談判才能開始。⁶⁶在召開和平會議和西藏實現非軍事化、中立化之前，中國仍有權力以防禦為目的而維持在西藏的有限軍事裝備。

2003年，達賴喇嘛表明應該減少駐西藏各城市地區的武裝警察數量，這暗示著他對中國軍隊部署的接受。⁶⁷地區和平觀念廣泛存於西藏流亡領導人和「西藏支持者」的意識中。⁶⁸然而，達賴喇嘛卻不再要求中國完全撤軍,他亦不堅持將撤軍作為一個談判的前提條件。

香港的自治模式

達賴喇嘛要求在西藏實行與香港同樣的「一國兩制」政策，⁶⁹許多國際觀察家也認為這是一條適合解決西藏問題的道路。⁷⁰在該制度下，中國政府只負責西藏的外交事務和防禦事務, 而西藏則可自由地對其它事務進行決策、管理。然而，如果在西藏實行「一國兩制」政策，達賴喇嘛也一定意識到了它的政治含意。在這一制度建構下，中國中央政府享有包括駐軍，所有高級官員的任命權，以及通過嚴格控制立法而實現行政控制權的國家權力。這一結構與達賴喇嘛在其最初的自治提案中要求建立一個自由主義式的自治系統截然不同。但是，達賴喇嘛似乎鍾情於香港享有的控制中國大陸來港人口的能力。儘管它不能完全阻止漢人遷入西藏地區，但採用香港模型可以減緩這一進程。然後西藏即可在文化領域和宗教領域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從而致力於對西藏文化和宗教的保存。

四次訪問

1978年末，達賴喇嘛建立了與中央領導層的直接接觸關係。雖然這些接觸在1993年就終止了，但達賴喇嘛仍通過私人和准官員繼續與中央領導層接觸。2002年1月，達賴喇嘛的代表與中國負責西藏政策的官員在中國境外會面。這為由達賴喇嘛特使洛第嘉日（Lodi Gyari）和克桑嘉贊（Kelsang Gyaltsen）及他們的特別助理索南達波（Sonam Dagpo）和布瓊次仁（Bhuchung Tsering）組成的流亡西藏四人代表團於2002年9月訪問北京、上海、成都和拉薩鋪平了道路。在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起變化後不久的2003年5月至6月，同樣的代表團又參觀了江蘇、浙江和雲南三省。⁷¹在他們2004年9月的第3次訪問時，他們會見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及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中央統戰部民族宗教局局長常榮軍及其它北京官員。第四次會談於2005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瑞士伯爾尼的中國大使館內進行，在該次會談中他們與中國共產黨中央統戰部的一些官員談論了有關西藏自治的問題。

四次訪問給流亡西藏與中國政府重建聯繫，解釋達賴喇嘛態度和同中國新領導人及負責西藏政策的官員廣泛地交換意見創造了機會。這四次接觸也帶來了積極的效果。西藏流亡政府第一次下令，在海外的流亡組織官員不可組織抗議活動來對抗參觀西方國家的中國領導人；它又要求西藏支持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在1999年3月10日紀念1959年拉薩解放時不得進行具有相當侵略性的行動，同時又要求在印度的支持西藏獨立的活躍份子不要在紀念活動期間組織遊行或喊反對北京的口號。⁷² 1984年，流亡西藏官員訪問中國期間，他們碰到了抱怨文化大革命及向他們訴苦的幹部。但新近的代表團對那些因中國迅速發展而顯自信的官員印象深刻，而他們自己也被中國的發展所征服，因此加強了這樣的一種信念即西藏留在中國的境況應該優於獨立。正如達賴喇嘛所說的，「對西藏的最佳保證」就是要「留在中國」，並且要「多團結、多合作以追求我們最佳的利益。」 ⁷³ 2003年，西藏流亡組織的一個特別工作小組在談到怎樣加強中國與西藏的聯繫時，洛地嘉日（Lodi Gyari）與專家們協商達賴喇嘛應否訪問中國的問題。⁷⁴

中國方面，西藏自治區領導人認為第一次訪問純屬私人性質，但北京方面則承認第二次訪問存在雙方「官方」接觸的性質，他們對西藏問題的存在及需要解決該問題予以了承認。⁷⁵那些激烈的批評達賴喇嘛為「分裂主義分子」的聲音減少了，他在創造一個建設性環境的正面努力上也被明確認可了。 2003年，有西藏自治區官員告訴外國記者：如果達賴喇嘛以中國公民的身份訪問並認可西藏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將歡迎他訪問西藏。⁷⁶在伯爾尼舉行的第四次會談中，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承認直接接觸已經成為「慣例」，他還強調中國國家領導人極為重視與教皇和達賴喇嘛的聯繫。

這四次訪問的目的在於通過消除誤會及不信任來建立信心，但缺乏真誠和互信的情況依然存在。此外，在自治權的問題上雙方有根本上的分歧。的確，西藏流亡組織代表團表示：「在許多問題上還有著很大的分歧，包括有一些是根本上的。雙方都承認為了縮小分歧和取得共識還需要更多的實質性的談話。我們強調雙方都需要靈活的、有遠見的和富有想像力來處理這些問題。」 ⁷⁷

缺乏實質性會談的原因

儘管有四次訪問，但尚沒有實質性的突破。導致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有以下幾個：首先，中國的一些強硬派堅信，達賴喇嘛的死亡將會沉重打擊西藏獨立運動，不斷移民也將會促使藏族地區成為一個多民族雜居的社區從而削弱獨立運動賴所以存在的藏人基礎。他們甚至傾向於達賴喇嘛死在中國境外，因為類似於第十七世噶瑪巴（Karmapa）的轉世任命的情況，這可能製造宗教分歧。⁷⁸大部份西藏流亡者都承認達賴喇嘛的去世將會使西藏獨立事業嚴重受挫。西藏流亡議會的一名贊成西藏獨立的議員指出：「只要他仍活著，他會是一個最重要的推動力量。當他過世五十年後，西藏人將得不到任何能鼓舞他們為獨立而奮鬥的動力，而且西藏問題也將不復存在。」 ⁷⁹但也有其他反對觀點認為達賴喇嘛的死並不意味著西藏問題的結束。

其次, 對北京來說，西藏已經享有自治。在2002及2003年間訪問中國時，首席代表洛地嘉日（Lodi Gyari）面臨著中國方面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極力反對1988年自治權提案的嚴峻問題。很多中國官員告訴他，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健全的自治系統，這暗示著中國並不需要達賴喇嘛的提案。洛地嘉日（Lodi Gyari）希望中國能夠修正他們對自治的看法，將它看成是一個可以用以實現人民不可剝奪權利如政府官員選舉權等權利內在價值，而不是將它看成是一個用以實現國家統一和社會控制的工具。⁸⁰

第三，中共擔心如果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他們將會失去控制權。一個中國高級官員表示：「達賴喇嘛返回中國將引起巨大動盪，我們將不能控制西藏。」 ⁸¹據報導，西藏自治區官員害怕如果達賴喇嘛回到拉薩布達拉宮，「他將毫無疑問地成為一切權力的來源，任何政教分離的理論劃分都將不可能維持，而且中共也將會失去它在西藏的影響力。」 ⁸²雖然，正如有人所說的那樣「幾乎絕大多數的藏族共產黨員都會回西藏拜謁他們的宗教領袖」，⁸³但在西藏的藏族官員與漢族官員在對達賴喇嘛回國這一問題上至少也會達成某些共識。當西藏自治區宗教事務局局長吐博丹（Thubten）被問及達賴喇嘛是否會回來時說：「他現在身陷泥澇太深以至於不能和他過去所做的一切脫離干係。」 ⁸⁴西藏自治區官員覺巴普托尚（Jampa Phuntsog）說：「不管他說什麼……他的本性——要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是不會改變的，」也就是說「現在來談論達賴喇嘛的回國問題為時尚早。」 ⁸⁵

部分藏族高級官員表達了他們對在外流亡者指責他們是「漢人合作者」的抗議。⁸⁶他們拿他們為實現西藏現代化所作出的貢獻同流亡者推行神權政治和在促進西藏發展上的失敗相提並論，但是也有些高級官員將那些在達賴喇嘛身邊的極力主張分裂的⁸⁷和不完全排斥妥協的人分而視之。覺巴普托尚（Jampa Phuntsog）曾表示：「我們十分歡迎包括達賴喇嘛的特使在內的藏族愛國者回來。談判是十分有利的，它能使我們理解達賴喇嘛的真實想法，而這一想法便是成功的基礎。」若正如有些流亡者所言存在「文化滅絕」，殖民主義等情形的話，等到西藏問題解決後，在藏官員將樂於與他們共同來尋求解決的方法。⁸⁸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如果達賴喇嘛持中國護照回國，而且電視台進行報道，這將大大增進中央政府同藏族官員的和諧。

第四個造成沒有突破性進展的關鍵原因是北京方面認為達賴喇嘛未能滿足他們提出的前提條件。1998年，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指出如果要開始對話，達賴喇嘛必須「公開聲明並承諾，西藏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一個省」。⁸⁹溫家寶總理又在2003年重申了該立場並表示了對達賴喇嘛未能滿足這一前提條件，沒有真正放棄開展獨立和分離主義活動的「遺憾」。⁹⁰如今，中國政府發言人繼續主張該前提條件，表明他們相信達賴喇嘛實際上並未放棄開展獨立和分離主義行動。⁹¹

許多流亡官員也拒絕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1999他們給出了為什麼不承認的理由。首先，達賴喇嘛已經宣佈他不會再尋求獨立；其次，達賴喇嘛的公開聲明應該與中國准予西藏獲得真正自治的承諾相聯繫，但流放官員說，即使達賴喇嘛發出如此聲明，中國的領導人也不會這樣做。第三，西藏有它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歷史，這對西藏爭取更大的自治權有一定的議價力，而公開發出那聲明會剝弱這種能力；第四，西藏人想要的是獨立，不是自治。那個公開聲明意味著放棄獨立這一目標，而這是永遠不可以放棄的。⁹²

也有其他立場主張：以前西藏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現在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達賴喇嘛現在在表面上所站的立場。因而，西藏流亡政府表明，達賴喇嘛已「承認了西藏的實際地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西藏的問題並未解決。」 ⁹³當被問及是否準備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時，達賴喇嘛回答到：「話不能這樣說。 自1950-51年以來，考慮在西藏設立自治區，在十七點協議簽署之後，西藏便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在這之前, 那就由歷史決定了。」 ⁹⁴

達賴喇嘛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聲明並未讓中國政府完全滿意，原因是他並沒有用「不可分割」這樣的字眼。北京方面並不認為達賴喇嘛符合了他們的前提條件，⁹⁵因為他並未否定其在1991年時所說的「西藏在被中國佔領之前是一個獨立國家。它有它自己的政府，現在處於流亡……現在北京聲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是毫無理由的。」 ⁹⁶回應中國提出的如果達賴喇嘛成為中國公民並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麼達賴喇嘛便可返回西藏的這一建議，西藏流亡政府資訊和國際關係秘書索南達波（Sonam Dagpo）說，該前提條件的後者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在中國強佔西藏之前，它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⁹⁷然而，中國和西藏流放者或許可以對在1951年之前西藏是否是個獨立國家這一問題避而不談，正如英國和中國最後怎樣處理作為英國統治香港基礎原則的「三個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性那樣。⁹⁸ 無論如何，達賴喇嘛在2005年的一次聲明中指出西藏是中國五千年傳統歷史一部分，否認了其一直堅持的西藏歷來是獨立的這一觀點；而中國政府卻不需要達賴喇嘛肯定西藏歷來是中國的一部分。 ⁹⁹

西藏流亡政府只引述了達賴喇嘛在台灣問題上的聲明，即「與他無關」和「主要要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的觀點。¹⁰⁰對北京方面來說，西藏和台灣必須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並承認西藏和台灣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此北京堅持要求達賴喇嘛承認這兩者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¹⁰¹對達賴喇嘛來說，如果他迫於政治壓力而公然反對台灣獨立那麼他的道德形象將會受到損害。而且，台獨勢力跟達賴喇嘛的目標是一致的；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會傷害陳水扁總統上台以來所增強的雙方盟友關係。

但是，據報導達賴喇嘛在1998年時說：「台灣的未來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制度框架下談論……我的立場是：我不支持或鼓勵台灣獨立運動。」 ¹⁰²這一表態給談判出現突破性進展提供了契機。當時克桑加贊（Kelsang Gyaltsen）斷言：「達賴喇嘛從來沒有懷疑過『一個中國』政策。」 ¹⁰³如果達賴喇嘛從他與台獨勢力結成的聯盟關係中獲益不多的話，他很可能又回復到當時那個立場。2000年，達賴喇嘛否認了一個報道所說的「西藏與台灣將為爭取獨立而組成共同的政治陣線」。¹⁰⁴ 他可能發現：台獨勢力利用西藏問題為開展對話製造障礙，特別是當其它盟友如布什政府已經表明不贊成台灣獨立的時候。

北京將達賴喇嘛要求西藏自治視為其圖謀獨立的煙幕，因為他並不能阻止分離主義活動，然而西藏流亡政府發言人圖登桑達普（Thubten Samphel）卻聲明：「不知道什麼是中國所指的『分離主義活動』。」 ¹⁰⁵但是，西藏流亡政府與西藏青年議會的關係本身就是一個分離主義活動的例子，因為西藏青年議會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由達賴喇嘛領導的獨立西藏。他們組織開展了諸如「抵制中國貨」和「不要在北京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等遊行活動，¹⁰⁶而這些活動正是在達賴喇嘛長兄圖登嘉措（Thupten Norbu）教授¹⁰⁷和總理¹⁰⁸支持下進行的。達賴喇嘛的一名代表在與中國官員會談時提到了2004西藏青年議會組織西藏年輕領袖訓練計劃。¹⁰⁹這一組織還在同年宣佈了訓練「游擊隊活動」的計劃，並在2005年聲稱「我們反對達賴喇嘛的立場」和「我們完全不支持達賴喇嘛走『中間道路』」。¹¹⁰同樣的，自由西藏學生團組織「獨立是藏族人的基本權利」的活動，公然與中國共產黨對立。¹¹¹另一個例子是西藏流亡政府參與了反分裂組織——東土耳其斯坦、西藏及內蒙古人民聯合委員會，該組織成立於1985年，直到2005年時還很興盛。¹¹²以往用談判的方式試圖取得雙方一致同意的失敗結果告訴我們，如果雙方不果斷地清除出他們當中的民族主義極端分子，那麼雙方的努力就不會有任何成果。

西藏流亡者的觀點

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和支持達賴喇嘛的西方學者向北京提出了要盡快展開談話的一些理由。

視達賴喇嘛為有價值的人主要問題在於中國領導人對達賴喇嘛存在負面理解。如果他們改變這種想法，西藏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洛第嘉日（Lodi Gyari）認為北京方面將達賴喇嘛看成是被美國利用來「分裂」中國的工具。為減少他被外人利用的機會，最好的解決方法是讓他在中國居住。只要達賴喇嘛住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忠誠的人便會跟著做。¹¹³克桑嘉贊（Kelsang Gyaltsen）曾說過「達賴喇嘛是唯一一個可以說服西藏人接受與中國政府達成的協議並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的人。」 ¹¹⁴加州伯克利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奧維爾‧謝爾（Orville Schell）建議北京方面要視達賴喇嘛為一個可以為漢人及藏族人利益著想的人而把他接回拉薩作為一種宗教和文化的化身，而不要將其看成是一個頑固的「分離主義分子」。¹¹⁵哈佛研究員約翰‧肯尼斯‧克耐斯（John Kenneth Knaus）指出：「對中國來說，如果失去了這樣一個可以保證和平的人，這將是一個損失……」 ¹¹⁶

拒絕對話的後果

克桑嘉贊（Kelsang Gyaltsen）警告說如果中國未能與達賴喇嘛達成協議將會誘使世世代代的西藏人選擇反抗的道路。¹¹⁷洛地嘉日（Lodi Gyari）表示這樣拖下去，將使怨恨漸長，這樣就愈難說服西藏人接受除獨立以外的解決方案，還很有可能出現由極端勢力領袖來左右這個問題的情況，這些都將對中國更不利。¹¹⁸

避免政治暴力

當前, 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已承諾採用為大部份西藏流亡領袖一致認同的非暴力策略。然而，如果這一策略運用不成功，將促使激進組織如西藏青年議會訴諸於暴力解決，就如同最近幾十年來活躍著的愛爾蘭共和軍和哈馬斯反政府武裝一樣。目前，愛好和平的理念在西藏人中間尚未成氣候，在西藏的歷史也有過很多暴力事件，而且許多有影響力的流亡人員強烈提倡使用暴力進行鬥爭。¹¹⁹

為防止激進份子影響力的擴大，達賴喇嘛堅持要求同中國盡快展開對話。2003年他警告說若在兩三年內和平對話還遲遲不能進行，他也沒有能力制止潛在暴力的發生。¹²⁰歷史告訴我們，當溫和派遭受挫敗，激進分子便會乘虛而入，而等到他們這樣做時，就會採用更加強硬的路線以迫使對手就範。那些激進分子的暴力活動反對達賴喇嘛，還可以損毀其和平使者的聲譽，從而能給鎮壓提供合理的理由，如果認為這些有利於中國，這可以說是很短視的。以色列就是採取了這種方法，而促使了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哈馬斯反政府武裝的誕生，但現在正面對著由此引發得可怕後果。

有利於中國統一

西藏問題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團結和統一，並對解決台灣和新疆分裂問題也有反射作用。達賴喇嘛認為若中國能夠妥善地解決好西藏問題，這對香港、台灣以及中國國際形象都有正面作用。¹²¹當近年來很多台灣人拋棄中國身份認同時，和平地解決好西藏問題有利於加強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並將促使台灣領導人回到談判桌前。

民主化的困難

達賴喇嘛稱讚流亡西藏的民主化進程，他們在2001年直選出了西藏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以超過84%的得票率而被選為卡隆崔巴（Kalon Tripa）。然而，流亡西藏民主化的特點是達賴喇嘛的權力高於一切，達賴喇嘛可以操縱直選並自由掌控議會權力。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曾說：「沒有達賴喇嘛，我們什麼也做不了。」 ¹²²

的確，即使2005年西藏流亡政府駐布達佩斯辦事處的關閉也要經過達賴喇嘛的同意。¹²³流亡西藏的政治體系糅合了政治制度及佛教，¹²⁴最高職務（「國家首腦」和「政府首腦」）都由僧侶擔任。在那裡沒有黨派政治，任何對達賴喇嘛的批評都被認為是非法的。 ¹²⁵由上而下的民主化進程會削弱溫和派的權力，那麼它會加強激進派的勢力嗎?

達賴喇嘛死後，流亡西藏的民主化也許會加深，但這將會使北京更難與西藏流亡政府在西藏問題上達成共識，因為任何協議都要受制於更多的流亡者的同意。吸取東帝汶的教訓，我們可以得出，較早地授予自治權是一個阻止獨立的有效方法。如果印度尼西亞獨裁者蘇哈托早日授權，恐怕東帝汶事件就早已解決了。等到1999年印尼已經迅速民主化時，他的後繼者哈比比提議授予東帝汶以自治權就已經太遲了。如果在1986年台灣民主化之前，中國已與當時的台灣總統蔣經國達成妥協，那麼一個中國的原則便可在那時就確立起來。

為突破性進作準備流亡西藏和中國的雙方看法在認知和意識形態上存有很大間隙以至於雙方談判一直無法實現。一方面有些中國人視達賴喇嘛意圖「偽獨立」，另一方面有些西藏流亡人視北京耍手段。雙方都需要採取措施共同消除仇恨和增加瞭解，如流亡西藏代表團試圖證明達賴喇嘛所說的自治不同於獨立。雙方都需要開展一次非零和的談判，各自對己方要求進行再審視，並拋棄反責，為談判創造良好的環境。比如可以將雙方焦點置於是否在現有基礎上再提高自治權這一問題上，而不能一味的在「真自治」或「假自治」上糾纏不清。

達賴喇嘛方面

達賴喇嘛需要反思他的策略。西藏流亡政府在國際上很成功，但中國國內對其充滿疑心而影響不大。西藏流亡政府試圖用走國際路線而令在政治上處於優勢地位的北京政府成為道德戰役的失敗者。這可從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的聲明上反映出來，他說：「我們有自己獨特的強項，它能夠令我們在與中國談判時平起平坐。那就是我們擁有真理和和平，它令我們比中國更強大、更有力量。」 ¹²⁶國際上的成功使得很多政治家、文化體和非政府組織關切西藏流亡政府的處境，而遮掩了為擴大西藏自治權的政治真相。

達賴喇嘛應該採取漸進的戰略，¹²⁷從文化自治開始著手，然後才推進到其它自治的領域。有理由相信他是願意這樣做的。2004年，他表示為了解決西藏的問題，中國必須保存三樣事物：「西藏獨特的文化遺產、慈悲的靈性和優良的環境。」 ¹²⁸雙方應在發展西藏經濟上加強合作。一方面固守佛教徒超脫塵世的經濟思想是合理和有吸引力的，另一方面老是反對經濟發展的進程是徒勞的，¹²⁹連達賴喇嘛都認為「西藏人需要更加的繁榮，更大的物質發展。」 ¹³⁰

自治不是一蹴可就的，它有一個不斷探索和調整的過程。耐性才是取得進展的重要因素。 通過幾次訪問就要消除五十年來的不信任是不可能的。由於美國中央情報局一直以來的參與，中國有理由懷疑西藏問題有國際化的趨勢以及西藏青年議會支持西藏獨立。給談判定下最終限期的類似行動都是徒勞的，因為期限過後若還沒有實際行動那只會證明定期限那方的效率低下。¹³¹最後，雙方都需要對激進派的制衡。只要溫和派掌握主動，就能夠使雙方朝著合作、互動的方向前進，從長遠來看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是有希望的。

北京方面

2005年1月，以達賴喇嘛為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增設了一個「談判工作小組」。¹³²為回應這一動作，中共中央統戰部就不應該再接待流亡西藏代表團，因為這樣做可能會給外界造成一種錯覺即中共僅僅是在搞「統戰」，說服國際社會它是仁慈的。相反，中國政府應該給現在由中共統戰部、公安部門及外交部官員組成的工作小組改名為西藏委員會，或另外組織一個專門處理該問題的委員會。此外還應該擴大除達賴喇嘛代表以外的流亡西藏的官員來中國訪問之外的交流活動範圍。除了西藏流亡人士對中國不定期的訪問和與中國官員會面還可以制度化為每年舉行一次論壇的形式，還可以組織一個教育和文化工作小組，並可以在佛學院校與其他公立學校之間建立交換課程等。¹³³

為推動問題的解決，北京需要幫助西藏流亡政府創造一個政治空間使其能夠同中共給談判下的前提條件相適應，比如幫助其承認西藏的不可分割性。如果中國強調西藏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前提對處理西藏問題的重要性，西藏流亡政府就可以重新認真考慮對這一前提是否接受。例如，雙方可以在將西藏問題定位為一個歷史問題上達成共識。¹³⁴ 中國堅持要流亡領袖承認西藏一直都是中國的一部份，¹³⁵但西藏流亡政府頂住壓力依然認為「西藏一直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¹³⁶然而最近，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說從1640年至1951年的西藏政府就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政府。¹³⁷這是在歷史問題認識上的有益轉向。

上世紀50年代，中國領導人迫切要求中國人民同大漢族主義鬥爭。¹³⁸從那以後，在少數民族地區多集中於對「地方民族主義」的對抗。¹³⁹要重建西藏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政府可以資助一些教育項目使那些在藏的外族移民能夠接受有關西藏文化成就的教育。如同香港正在策劃制定的反種族歧視法案一樣，¹⁴⁰制定這樣一部法律同樣可以來緩解種族間的緊張，而且在反就業歧視方面也能發揮重要作用。即使是一部強制性法律也依然不能改變西藏各民族人民的勞動分工，但是一部強制性法律能使那藏族或有「老家」關係的求職者佔有優勢。 ¹⁴¹

在西藏，藏族人從來沒有擔任過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的書記。那也許是與傳統有關，從封建主義皇朝開始就不在當地錄用最高級官員。然而，現在卻有例外，2003年, 在全部六十二個省長和黨委書記裡面，有18個是在他們出生地的所在省裡面任職。¹⁴²由於在西藏還沒有藏族的黨委書記，許多人就認為北京政府不信任任何藏族人有能力並能忠誠的履行黨委書記的職責。不可否認的是，藏族人是完全能夠勝任的：現在在全部198名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就有6人是藏族人。¹⁴³藏族人擔任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將被視為中共信任藏族人領導西藏的一個信號。

常有人說漢人在西藏發展中比西藏人受惠更多。¹⁴⁴這不足為奇，因漢人偏愛於城市地區而大量聚集，但大部份藏族人是農民或牧人。儘管愈來愈多的西藏人移居到城市，但只要漢人和藏族人在文化程度及工作經驗上存在差距，分工上的種族差異仍然會很大。¹⁴⁵為了改變這種趨勢，在經濟上應當擴大優惠政策並將其延伸到私營部門以使藏族人受惠。

在馬來西亞，廣泛的扶持行動促進種族間更大得平等並減少了種族緊張的情況：1970年，馬來亞人擁有2.4%的法人財產，但到2003年卻達到了20%；同時，華人和印度人種所佔法人財產也上升到30%——40%。並且人均國民收入也由1970年的RM1,132躍升到2003年的RM13,683。¹⁴⁶中國官方媒體對馬來西亞採取這些種族支持行動所取得的良好結果也給予了肯定評價。 ¹⁴⁷

政府還可以限制移民到西藏。國際上限制甚至禁止移民到少數民族地區的情況也並不罕見的：如印度禁止「印度大陸的居民」遷移到那加蘭邦，克什米爾和安達曼群島和尼科巴群島；越南禁止「自發遷移」到少數民族聚居的中央高地。¹⁴⁸為了讓藏族人成為西藏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他們需要更高水平技能。 但藏族兒童一般都被充作家庭勞動力，所以對教育提不起很高的興趣，這在農村更是如此。¹⁴⁹對此，政府可以支付給上學的西藏兒童以與其在家勞動所能得到的收入一樣的薪金。這些支出是值得的，因為要讓大多數藏族人富起來只能靠大幅度的提高他們的受教育水平。十年前，英國的北愛爾蘭地區是經濟相對滯後的地區，但今天它卻比「英國本土」擁有比更好的學校，更好的醫療保健，以及更多的文化勝地。通過政府財政補貼、公平就業法案、扶持行動、擴大教育機會和接受天主教教育以培養人人向上的精神，英屬阿爾斯特地區同愛屬阿爾斯特地區之間的差距正逐漸縮小。¹⁵⁰

一些人權組織已經表示對1996年開始執行的關於在西藏自治區內禁止公開展示達賴喇嘛的照片的禁令的關注。這一禁令沒有在其他藏族人聚居地區如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等地推行，¹⁵¹而且並沒有出現不良後果，這證明在不對分離主義妥協的情況下，公開展示宗教物品是可以被容許的。1987年頒布了一部規定西藏語為西藏自治區官方用語的臨時性法案，同時法案還規定有要求官員學習西藏語的條款。¹⁵²相類似的規定也在中國其他藏族自治區域發佈。¹⁵³ 但大體上這些法律規範都未被執行。2002年通過的永久自治區語言法是否也會如此現在還不明朗。¹⁵⁴但同時一些在自治區任職的漢族官員正接受西藏語的培訓，¹⁵⁵對西藏語的重視似乎實踐著要加強西藏自治的新承諾。

國際法認可國家有懲罰分裂主義的權力，但這些懲罰必須適當。在中國其它地方，虐待囚犯有時要面臨嚴重的後果。¹⁵⁶但在西藏似乎很罕見，儘管有許多關於酷刑的可信報導，¹⁵⁷但是對虐待囚犯的人的嚴厲懲罰會減小對分離主義分子的同情。

當前國際社會趨向以和平對話的方式作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展開對話的國際環境是成熟的。美國政府已經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布什總統也在很多場合都敦促中國盡快同達賴喇嘛進行對話。與達賴喇嘛展開對話能夠削減西方議會對中國政府的批評並有利於向外界傳達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的良好祈願。

隨著中國國力的壯大，所謂的西藏問題不將再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達賴喇嘛針對西藏的歷史和地位問題所作的一系列的動作和聲明也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提供了保證。2005年春，台灣兩黨對中國的訪問將進一步緩和台海緊張局勢，並將打開和平對話之門。世界其他地區例如在印度尼西亞政府和亞奇獨立武裝組織之間，以色列和新巴勒斯坦領導人之間都在為和平而努力，這都加強了用對話來解決看似難以解決的衝突的國際趨勢。

當達賴喇嘛正採用壓制和勸誘方法保證西藏青年議會的行為不脫離其新的自治要求時，要讓其有新動作就要看北京領導人特別是胡錦濤主席的態度了。如果胡錦濤以他的決心和智慧來處理這一問題，就可以把握住這個與達賴喇嘛直接會談的黃金時機，並作出一些讓步，也許胡錦濤和達賴喇嘛能有一天共同分享諾貝爾和平獎。不管在走向對話和建設和平的道路上如何的艱難險阻，中國和國際社會都應在這一問題上作一些大膽的想像。

（許群峰譯，何包鋼校）

(English version published in Pacific Affair, 200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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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express sincere thanks for the constructiv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f two anonymous referees and of Professor Timothy Cheek.

2 何包鋼，澳大利亞迪肯大學國際與政治學院講座教授，主要從事西方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學和中國鄉村政治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國民主化》（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出版社，1996）、《中國公民社會的民主意義》（London, Macmillan出版社，1997）、《民族主義、民族認同和中國民主化》（合著，Ashgale出版社，2000）、《尋找民主與權威的平衡》（合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亞洲多元文化》（合編，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2005）。沙伯力，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國際公認的藏學專家。

3 “Dalai Lama interviewd on Taiwan visit, cross-Strait ties, US role,” Lien Ho Pao, October 2, 2000, in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BBC/SWB), October 7, 2000, Lexis-Nexis (LN) database.

4 “Five-point peace plan for Tibet: address to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September 21, 1987,” Office of Tibet, New York, www.tibetoffice.org; site last accessed 14 November 2005.

5 “Statement by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on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1995,” Government of Tibet in Exile, www.tibet.com/DL/hhus95.html, site last accessed 14 November 2005. T.C. Tethong, former minister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Tibet Government-in-Exile (1996-2001), said “The Tibetan people know that we are different. We have our own language, and own race and history are separate from that of the Chinese.” See “Op-ed piece from T.C. Tethong on Tibetan cultural week,” World Tibet Network (WTN), September 14, 2002, http://www.tibet.ca/ en/wtnarchive/2002/9/14_3.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6 “China must listen to the Dalai Lama, Tibetan exile spokesman says,” Agence France Presse (AFP), March 18,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3/18_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quoting TGIE spokesman’s statement that “In return for genuine autonomy for the six million Tibetan people, His Holiness is willing to have Tibet as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 “Tibetan government now wants autonomous status, talks with China,” Press Trust of India, May 22, 2001, LN.

8 Laurence Brahm, “Conciliatory Dalai Lama expounds on winds of chan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March 14, 2005, A4,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 2005/3/18_1.html; c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9 Sandip Roy, “Will Dalai Lama follow brother’s Tibet visit,” Pacific News Service, August 27, 2002,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2/8/29_6.html; Tenzin Namgyal, “Flashbacks and flashbulbs,” Tibetan Bulletin 5:1 (Jan.-Feb. 2001), http://www.tibet.net/ tibbul/0101/last.html. The EP, of course, cannot “recognize” a country, as foreign policy is the domain of the individual EU states.

10 “Tibet settlement hopeful in Dalai Lama’s lifetime: exiled prime minister,” AFP, July 5,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7/5_1.html, c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Samdhong Rinpoche has said China now considers the Dalai Lama part of the solution, not part of the problem. Also see Tashi Ragbey and Tseten Wangchuk Sharlo, Sino-Tibetan dialogue in the post-Mao era: lesson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2004), pp. 28-29 and fn. 50, who identif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ibetan communists and senior military officers of the PRC’s 18th Army in Tibet as wanting negoti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They refer to a “recent document circulating among Party officials [that] states, ‘anyone who thinks the Tibet issue should be dragged on until after the death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is naïve, unwise, and [supporting] the wrong policy.’” They note as well that “The document argues that it is in China’s long-term strategic interest to resolve the issue in dialogue with the current exiled Tibetan leader, and that it must do so while the historic opportunity still exists,” a viewpoint with supporters among centrist reformers in Beijing.

11 “Exiled Tibetan leaders to discuss autonomous state with China,” Japan Economic Newswire, March 14, 2005, LN.

12 “Tibet settlement hopeful . . .” AFP, July 5, 2005.

13 Chinese, Tibetans hold first talks outside China,” Indo-Asian News Service, July 3, 2005, LN.

14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The statement of the special envo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Lodi G. Gyari, head of Tibetan delegation which met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in Berne, Switzerland,” Tibetan Bulletin 9:4 (July-August, 2005), http://www.tibet.net/tibbul/2003/0303/special1.html, c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15 “We have to accept ground realities,” Outlook (India), March 19, 2005, http://www.tibet. net/tibbul/2005/0506/interview2.html, c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interview with Samdhong Rinpoche).

16 See N. Bhanutej, “Mantra of freedom: cutting a new path,” The Week (India), April 18, 2005 (quoting pro-independence writer and activist Tenzin Tsundue’s criticism of the Dalai Lama’s support for a railway under construction in Tibet); Jeffrey Bowe, “Has the Dalai Lama made the final surrender?” Times of Tibet, March 14, 2005, www.timesoftibet.com, site last accessed November 29, 2005 (veteran British Tibet independence activist criticizes the Dalai Lama for consigning Tibetans to “a dangerous and uncertain fate”); “Say it ain’t so,” The Gazette (Montreal), March 16, 2005:A28 (newspaper editorial criticizing the Dalai Lama’s “surrender”).

17 “India’s position on Tibet unchanged,” TibetNet, April 14, 2005, http://www.tibet.ca/en/ wtnarchive/2005/4/14_3.html, s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18 “Tibet Settlement Hopeful . . .”AFP, July 5, 2005; “Rinpoche seeks full-fledged autonomy for Tibet,” The Tribune (Chandigarh), September 3, 2005, http://www.tribuneindia. com/2005/20050903/ himachal.htm,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19 See Barry Sautman, “China’s vulnerability to ethnic minority separatism in Tibet,”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1:2 (2005), pp. 87-118.

20 Zhu Yuchao and Dongyan Blachford, “Ethnic minority issues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Pacific Review 18:2 (2005), pp. 243-264.

21 “Dalai Lama ‘has a keen desire to visit China,’” Deutsche Presse Agentur (DPA), November 4, 2004, LN.

22 A.A. Shiromany, e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New Delhi: Tibetan Parliamentar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er, 1998), p. 144.

23 “Indian defense minister hopes China will begin dialogue with Dalai Lama,” Tibetan Bulletin, vol. 6, no. 1 (January-April 2002), p. 9.

24 “China again says no to dialogue with Dalai Lama,” Associated Press, 15 July 2002,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2/7/15_2.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25 “Hu Jintao vows to ‘crush Tibetans,’” Tibetan Bulletin 5:3 (July-August 2001), p. 10.

26 H.S. Nanda, “Terrorism puts Tibet on back burner,”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March 11, 2004, LN; Suresh Kr Pramar, “Mellowing of Dalai Lama,” Asian Tribune, July 22, 2004, http://www.asiantribune.com/show_news.php?id=10489,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Nachammai Raman, “’Free Tibet’ push fades as India-China ties war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11, 2005, p. 7.

27A Look at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Cable News Network, September 15, 2003, LN; D. Pattanayak, “Watch your step, Mr. Prime Minister,” The Statesman (India), June 23, 2003, LN.

28 Ragbey and Shahlo, 2004, p. 26 (discussing “unprecedented affluence” of Tibetans who work for government); see also the statement of Tibetologist Robbie Barnett that middle class Tibetans’ incomes are increasing rapidly and “they have very good lives,” www.jrn.columbia.edu/studentwork/newmedia/ masters/tibetan/politics.html and Barry Sautman, “The new Tibetan middle clas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ian Scholars, August 2003, Singapore.

29 “Danish Premier tells Dalai Lama Tibet policy will not change,” Dansmarks Radio, 6 June 2003, in BBC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Reports, June 6, 2003, LN.

30 “EU ups stakes in lifting of China arms embargo,” Guardian, May 13, 2005, p. 1.

31 Amy Kellam, “Foreign devils: law’s imperial discourse and the status of Tibet,” Griffith Law Review 12:2 (2003), pp.190-214; “Britain wants China to grant Tibet freedoms,” Reuters, October 20, 1999, in WTN, October 21, 1999,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1999 /10/21_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32 Gyaneshwar Chaturvedi, “India’s Tibet policy,” Tibetan Bulletin 9:1 (Jan-Feb 2005):7-11; “No change in India’s Tibet policy, ‘right direction’ on Sikkim – Vajpayee,” AFX – Asia, 27 June 2003, LN.

33 “China-India relations ‘cannot be normalized without addressing the Tibetan issue: Samdhong Rinpoche: an interview,” Tibetan Bulletin, 7:3 (May-Aug 2003), p. 24.

34 “Pragmatic India shakes hands with Israelis-Palestinians, China-Tibet,” DPA, September 8, 2003, LN.

35 “Exiled Tibetan government banks on Sino-Indian talks,” AFP, 25 June 2003,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4427&t=1&c=1,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36 Austin Ramzy, “Tibetans fear for their future after the Dalai Lama,” http://journalism. berkeley.edu/ projects/greaterchina/story-tibetans,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37 “Vatican keeps Dalai Lama meeting low key,” SCMP, 29 November 2003: A8, LN.

38 Zhongguoshibao, 17 November 2000, p. 14.

39 Liang Yufang, “Dalai bu paichu jishen zhong Lianhe Bao, 3 April 2001.

40 “Dalai Lama will not be reincarnated in occupied Tibet,” Tibetan Bulletin 5:5 (Nov-Dec 2001), p. 8,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2/1/10_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41 “After the Dalai Lama, who?” Times of India, 21 March 2004, http://www.tibet.ca/en/ wtnarchive/2004/3/22_2.html, s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42 Melvyn C. Goldstein, “Tibe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flections on the Tibet Question”, Occasional Paper,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995, p. xi.

43 June Teufel Dreyer, “Unrest in Tibet”, Current History, 88:539 (1989), p. 284.

44 Ibid, p. 48.

45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Dalai Lama’s original autonomy proposal, see Baogang He, “Why Does Beijing Reject the Dalai Lama Autonomy Proposal?” Review of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Seikei University, Japan), no. 22 (2001), pp. 57-72.

46 Dalai Lama, “March 10 Statement 1992,” in Shiromany, 1998, pp. 434-436.

47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xplains his position on China’s preconditions,” Tibet Bulletin 7:4 (Sept-Oct 2003), p. 25.

48 This followed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ibetan autonomy in November 1999 in New Delhi in India.

49 Baogang He’s interview with Lodi Gyari and Bhuchung Tsering in Washington on 23 July, 31 July, 7 August 2003, with Lodi Gyari in Singapore on 25 March 2004.

50 “Conciliatory Dalai Lama . . .”. Subsequent letters to the editor of SCMP from Kate Saunders,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nd Thubten Samphel, Secretary, TGI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d not dispute the accuracy of Brahm’s report the Dalai Lama’s statements. The Samphel letter did state that the Dalai Lama believed his statements to Brahm were part of a private audience, not a press interview. “Tibet’s autonomy stance,” SCMP, March 19, 2005:A14; Thubten Samphel, “Letter to the Edito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March 29,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3/30_2.html, c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Alison Reynolds, director of the Free Tibet Campaign, UK, also did not deny the

accuracy of Brahm’s quotes, but said that the Dalai Lama “was keen to re-emphasise aspects that the Chinese could be responsive to.” Richard Spencer, “Dalai Lama offers China a settlement over Tibet,” Daily Telegraph, March 15, 2005, p. 12. Brahm termed his encounter with the Dalai Lama as a “private meeting”and implied the latter sought to use it to convey a message to PRC leaders.

51 “China opens Tibet doors,” Indian Express, June 24, LN.

52 Jasper Becker, “China paves the way for possible return of the Dalai Lama,” Independent, September 24, 2002, p. 30.

53 “Dalai Lama demands true autonomy for Tibet,” AFP, October 7, 2004, LN; “Dalai Lama says remaining in China in Tibet’s interest,” PTI, December 2, 2004, LN.

54 Samdhong Rinpoche, Tibet: A Future Vision (New Delhi: Tibetan Parlimentar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re, 1997), p. 47.

55 Carole McGranahan, “Empire and the status of Tibet: British, Chinese and Tibetan negotiations,”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267-295.

56 Tsering Shakya,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London: Pimilico 1999), p. 62.

57 “Excerpt from ICJ interview with the Dalai Lama,” in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law (Geneva: ICJ 1997), pp. 349-350.

58 Luke Harding, “China meets Dalai Lama’s envoys,” Guardian, May 28, 2003, p. 11.

59 D.S. Rajan, “Beijing and the Dalai Lama: ice melting?”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New Delhi, Paper No. 1271 (February 28, 2005), http://www.saag.org/%5Cpapers13%5 Cpaper127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Cai Yongmei, “Fangcai duli yu xizang weilai” (Abandoning independence and Tibet’s future), Kaifeng (August 2003), http://www.open. com. hk/4j.html, c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60 Liaowang Xizang, No. 4, 2003, p. 13.

61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xplains . . .,” 2003.

62 Ken Gewertz, “Panel examines Beijing/Dalai Lama negotiations,” Harvard Gazette, 4 December 2003,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2003/12.04/13-negotiate.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63 “Commentary: Dalai Lama’s ‘autonomy’ claim hypocritical,” Xinhua, 1 September 2005, http://en.tibet.cn/forum/tad/t20050908_54001.htm,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6.4b yuan worth of projects approved in Tibet,” SCMP, May 31, 2005:6.

64 Rabgey & Sharlho 2004, p. 37. Language and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evince such coordination, as does the distribution of Five Provinces and Regions Tibetan language textbooks. Ashild Kolas and Monika Thowsen, On the margins of Tibet: cultural survival o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p. 114-116.

65 “Sichuan to exempt ethnic regions from agricultural taxes,” Business Daily Update, 12 March 2004,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403/11/eng20040311_137233.shtml, site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66 Samdhong Rinpoche, Tibet: A Future Vision, p. 52.

67 Cai 2003.

68 “Tibetans begin talks with China for autonomy,” Star of Mysore, August 8, 2005,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10402&article=UN+is+'USELESS'%3A+Tibetan+PM,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Samdhong Rinpoche: objective of talks with China is “to make the Tibetan plateau an Ahimsa [non-violence] zone, after which, there will be no need for defense forces”); “In exile, they keep their fingers crossed,”Indian Express, June 24, 2003 (Tibetan parliament in exile seeks zone of peace), LN; “Tibetans seek to broaden support base at anti-globalisation forum,” AFP, January 20, 2004, http://studentsforafreetibet.org/article.php?id=170,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69 Tibetan Bulletin, no.11-12, 2003, p. 4.

70 Barry Sautman & Lo Shiu-hing, The Tibet Question and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1995).

71 TGIE, “Statement by special envoy Lodi Gyari, Head of the delegation sent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o China,” http://www.tibet.com/NewsRoom/delegation2.htm,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72 “Talks progressing, says Tibet’s PM-in-Exile,” The Nation [Bangkok], March 14, 2005, http://www.un.or.th/ohchr/news/2005/DailyNewsBulletin/3/p,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S.N.M. Abdi, “Hardliners reject softer stance by Dalai Lama,” SCMP, March 15, 2005:9, http://www.un.or.th/ohchr/news/2005/DailyNewsBulletin/3/e,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Kashag’s urgent appeal to the Tibetan people & Tibet supporters in the USA and Canada,” WTN, September 6,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 9/6_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The TGIE still refuses to criticize demonstrations that occur, however. See Albert Amateau, The Villager (New York), March 3, 2005, in WTN, March 3,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 3/3_4.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73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xplains . . . p. 24.

74 Lodi Gyari’s question to He Baogong, 31 July 2003, Washington, D.C.

75 “Commentary: no more playing Tibet as ‘card’ for leaving Tibetans alone,” Xinhua, July 26, 2004, http://www.friends-of-tibet.org.nz/news/september_2004_update_19.htm,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http://www.tibet.net/flash/2004/1004/131004.htm

76 Xizang Liaowang, no. 5, 2003, p. 4.

77 “Statement by Special Envoy Kasur Lodi Gyari, Head of the Delegation to China,”

http://www.tibet.net/flash/2004/1004/131004.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78 “The sect with two heads,” Economist 331:7858 (9 April 1994), pp. 40-42; Barry Searak, “Lama’s escape inflames Buddhist rivalr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2000, p. A1. The Tibetan exiles’ apparent order of preference is 1. the Dalai Lama dies in Tibet and is reincarnated there; 2. he dies outside China and is reincarnated there; and 3. the reincarnation system ends. For some PRC hardliners, the order is reversed.

79 Lobsang Wangyal,“Tibetan activists hold onto hope as Dalai Lama marks 45 years in exile,” AFP, March 10, 2004,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4/3/9_5.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80 Baogang He’s interview with Lodi Gyari and Bhuchung Tseing in Washington on 23 July, 31 July, 7 August 2003, with Lodi Gyari in Singapore on 25 March 2004.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different concepts of autonomy, see Baogang He, “Minority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Will Kymlicka and Baogang He, eds.,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6-79;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 the issue see Baogang He, “Confucianism versus Liberalism over Minority Rights: A Critical Responses to Will Kymlicka”,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1, No. 1, March 2004, pp. 103-123.

81 Quoted in Lodi Gyari, “Don’t Shut out the Dalai Lam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20, 2000, p. 28.

82 Becker, 2002.

83 Lodi Gyari, quoted in “A look at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CNN, September 15, 2003, LN

23

84 John Gittings, “Cultural clash in land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Guardian, February 8, 2002, p. 17.

85 SCMP, May 31, 2005; Minnie Chan,“Beijing pledges to continue selection method for next Dalai Lama,”SCMP, July 19, 2005, LN.

86 See Robert Barnett, “Beyond the collaborator-martyr model: strategies of compliance, opportunism and opposition within Tibet,” in Barry Sautman and June Dreyer (eds.),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Armonk: ME Sharpe, forthcoming December, 2005); Anonymous, “Tibetan cadres today: collaborators or patriots?” Tibet Press Watch vol. 10, no. 4(July, 2002), pp. 6-7.

87 See, e.g., the statement of Raidi, the former TAR executive deputy secretary, who advised the Dalai Lama to “Make some clear choices, and not have at his side those who advocate and incite Tibetan independence with their actions, nor be surrounded by bone-dry Tibetan independence elements.” “Tibet leader says China opposes collusion of Taiwan, Tibet separatists,” Xinhua, March 14, 2001, http://www.phil-fak.uni-duesseldorf.de/oasien/china/service/bbc/010317.txt, c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88 Exile leaders are aware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t least some such mobilizational efforts. “Tibetans urged not to mar Hu Jintao’s America visit,” TibetNet, in WTN, September 5, 2005 (Samdhong Rinpoche states that “Over aggressive agitations like burning the national flag of China will achieve no more than further hardening and alienating the attitude of Chinese leaders”). The PRC government has in turn stated with respect to exile claims that “A person who is pure-hearted in seeking compromise certainly will not sling mud on the other part, while an attempt to win international interference on an internal affair is an obvious denial of the framework that Tibet is part of China.” “Dalai Lama’s ‘autonomy’ claim hypocritical,” Xinhua, September 1, 2005.

89 Frank Ching, “Hong Kong Solution for Tibe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61, no. 31 (July 30, 1998), p. 37.

90 “Chinese Premier Presses U.S. on Taiwan, Trade; Wen Addresses Wide Range of Issues,” Washington Post, 23 November 2003, p. A01.

91 See, e.g., “China strongly opposes US presidential report on Tibet issue,” PTI, April 24,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4/24_3.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92 Baogang He’s interviews with TGIE ministers, November 1999, New Delhi, India.

93 Samphel, 2005.

94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xplains . . .” p. 25.

95 “Dalai zai Yindu Daijile” (Dalai Lama at Darjeeling, India), Renmin Ribao, 3 March 2004,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11461/1034418.html, c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96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p. 60.

97 “Chinese offer ‘not genuine,’” Tribune News Service (India), February 4, 2002, in WTN, February 5, 2002, .tibet.ca/en/wtnarchive/2002/2/5_2.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98 Richard Baum, “Britain’s ‘betrayal’ of Hong Kong: a second loo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20 (March, 1999), pp. 9-28.

99 “A breakthrough on Tibet?” Boston Globe, July 2, 1998:A18; Interview by Barry Sautman, with a Tibet-specialist UFWD official, Beijing, December 26, 2004.

100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xplains . . . 2003, p. 24.

101 “China opposes Dalai Lama’s political activities overseas – spokesman,” Xinhua June 14, 2005 (PRC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06/14/ archive.html, c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China’s top legislator, Danish parliament speaker discuss ties, Tibet,” Xinhua, June 2, 2004, LN (statement of Wu Bangguo,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Although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first made the pre-condition explicit in 1998, in response to the Dalai Lma’s first visit to Taiwan, it was an implicit demand from much earlier. See “Attitudes to possible return of Dalai Lama,” Wen Wei Po [Hong Kong], August 11, 1983, in BBC/SWB, August 12, 1983, LN (PRC high cadres state that the Dalai Lama can return to live in Beijing or Tibet, but if he does so “this means that he willingly supports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and the unity of all nationalities”).

102 “Dalai Lama opposes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DPA, July 17, 1998, LN.

103 “Dalai Lama’s strategy for China talks explained,” Lien Ho Pao [Taipei], 28 October 1998, p. 13, in BBC/ SWB, November 9, 1998, LN.

104 “Dalai Lama shuns Tibet independence,” The Advertiser [Australia], June 29, 2000, p. 30.

105 “China must listen to the Dalai Lama, Tibetan exile spokesman says,” AFP, March 18,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3/18_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06 Tibetan Youth Congress “Boycott Made in China,” http://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 bmic.htm, TYC, “No Olympics 2008 in Beijing,” http://www.torontotyc.com/olympics.htm, sites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07 “Message from the Dalai Lama’s eldest brother, Prof. Thubten Norbu,” http://www.studentsforafreetibet.org/article.php?list=type&type=34,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08 Pawan Sharma, “Drive to boycott Chinese goods being re-launched,” Hindustan Times, 13 December 2002, http://www.friendsoftibet.org/mediaonfot/20021213.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09 TYC, “Tibetan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 http://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 tyltp2004.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10 “Young Tibet up in Arms,” The Statesman (India), 4 July 2003, http://www.tibetanyouth.org/cgi-bin/webland/guestbook/guestbook.pl?type=view,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S.N.M. Abdi, “Hardliners reject softer stance by Dalai Lama,” SCMP, 15 March 2005, p. 9.

111 Tsering Tashi, “SFT mark Nobel Prize conferment on the Dalai Lama,” December 12, 2004, http://www.timesoftibet.com/articles/108/1/SFT-mark-Nobel-Prize-conferment-on-the-Dalai-Lama,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Dalai Lama’s London Office of Tibet reports positively pro-independence statement); Brian Marple, “Protestors, welcomers converge on Chinese leader’s arrival in New York,” September 14, 2005, http://www.tibet.ca/en/ wtnarchive/2005/9/14-2_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SFT leader states “What we need is an end to the CCP”).

112 Erkin Alptekin, “Freedom for Tibet: Europe speaks out, Berlin, March 12, 2005,”

www.tibet10march.net/web/redner_alptekin_en.htm,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13 Baogang He’s interview with Lodi Gyari in Washington on 31 July 2003.

114 “Address of Mr. Kelsang Gyaltsen Tibetan Bulletin, vol. 7, no. 5 (Nov-Dec 2003), p. 18.

115 Orville Schell, “Chinese Puzzle - Why won't Beijing make peace with the Dalai Lama?”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4 June 2001; http://www.tibet.ca/wtnarchive/2001/ 6/26_3.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16 John K. Knaus, “China’s opportunity to resolve Tibet issue,” Boston Globe, December 8, 2003, p. A13.

117 Gyaltsen, 2003, p. 18.

118 Lodi Gyari, “Don’t shut out the Dalai Lam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20, 2000, p.

119 Nicholas Rufford, “Tibet’s brothers in arms spoil for a fight,” Gazette (Montreal), November 21, 1999, p. A11 (Dalai Lama’s youngest brother states “The Chinese only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violence. So why not give it a shot?” and advocates bombings in Beijing).

120 Tibet Observer, no. 4, 2003, p. 13.

121 “Dalai Lama calls on George Bush,” Tibetan Bulletin, vol. 7 no. 4, Sep-Oct 2003, p. 35.

122 “After the Dalai Lama, who?” Times of India, 21 March 2004, http://www.tibet.ca/en/ wtnarchive/2004/3/22_2.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23 “Kashag shuts down Budapest Office of Tibet,” Tibetan Bulletin, vol. 9, no. 2 (Mar/April 2005), http://www.tibet.net/tibbul/2005/0304/newsbrief.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24 Rebecca French, “A conversation with Tibetans? Re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beliefs and secular legal discourse,” Law & Social Inquiry, vol. 26, no. 1 (2001), pp. 95-114.

125 Julian Gearing, “Wrangling hinders talks with Beijing,” SCMP, 12 December 2003, p. 15; Jane Ardley, “Learning the art of democrac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 12, no. 3 (2003):349-363.

126 Samdhong Rinpoche, “Non-violent Struggle: Tibet’s Legacy to Freedom Struggle,” Tibetan Bulletin, vol. 7, no. 5 (Jan-Apr 2002), p. 16.

127 In 1999, the Tibetan exile officials rejected a gradual strategy suggested by Baogang He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meant accepting China’s rule, acceding to China’s legitimacy and confirming China’s framework. They insisted that no concession could be made before negotiations.

128 “Dalai Lama’s Tibet hopes,” Toronto Star, 23 April 2004, p. A04.

129 Beijing now emphasizes that the Dalai Lama should suppor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Project, including the building of the railway to Tibet that will begin operation by 2007. He has however connected it with “cultural genocide” and stated that “In general, a railway link is very useful in order to develop, but not when politically motivated to bring about demographic change.“ ”Dalai Lama brands Chinese rail link ‘cultural genocide,” Associated Press (AP), 11 September 2005, http://www.un.or.th/ohchr /SR/News/2005/DailyNewsBulletin/9/PRC2,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30 “Dalai Lama’s Tibet hopes,” 2004.

131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ibet Support groups, held in Berlin in 2000, declared it would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encourage the TGIE to consider the independence option if Beijing refuses to talk with the Dalai Lama. Tibetan Bulletin, May-June 2000, p. 9.

132 The ten member Task Force has its own office and includes Kashag (cabinet) members. Rajan, 2005.

133 Baogang He’s interview with Lodi Gyari in Singapore on 25 March 2004.

134 Elliot Sperling,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2004).

135 “Dalai Lama spokesman: Tibet’s former independence can’t be changed,’” AP, June 29, 1998, LN.

136 T.C. Tethong, in Nidhi Singh, “How the Bodhi Dharma Returned to India,” India Currents, June, 2001, www.friends-of-tibet.org.nz/news/june_2001_update_9.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37 [Canada] Joint Meeting . . . , 2004.

138 Dangdai Zhongguo minzu gongzuo [Contemporary China’s ethnic work](Beijing: 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 1993), p. 106.

139 See, e.g., Chen Kuiyuan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several questions concerning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Xizang Ribao, August 13, 1996, in BBC/SWB, September 16, 1996, LN.

140 Hong Kong Home Affairs Bureau, Legislating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a consultation paper (2004), http://sc.info.gov.hk/gb/www.hab.gov.hk/en/policy_responsibilities/the_rights_of_the_individuals/public_consultation.htm,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41 Hu Xiaojiang, The little shops of Lhasa, Tibet: migrant business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ket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005), Ch. 4.

142 Li Cheng, “Analysis of Current Provincial Leader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7 (Summer, 2003), p. 13.

143 Li Cheng & Lynn White III, “The 16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u gets what?” Asian Survey, vol. 43, no. 4 (2003), pp. 553-597.

144 Tibet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 Development, Impoverishing Tibetans: China’s Flawed Economic Policy in Tibet (Dharamsala: TCHRD, 2000).

145 Andrew Fischer, “Urban Fault Lines in Shangri-la: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Inter-ethnic Conflict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Western China” (London: Development Studies Institute, 2004); Andrew Fischer, 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 challenges of recent economic growth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2005).

146 Eddie Toh, “M’sia Steps up Plans to Attain Bumiputra Goal,” Business Times (Singapore), 27 September 2004, LN; Felipe Salvosa, “Mahathir Stresses Economic Gains of Affirmative Action,” Business World (Manila), 6 October 2004:1, LN; Jeyakumar Devaraj, “Has Malaysia Really Eradicated Poverty?” Aliran Monthly, no. 2 (2004), http://www.aliran.com/monthly/2004a/2j.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47 “Mahathir highlights equity in economic growth,” Xinhua, 5 October 2004, http://english.people.com

關於本文

１９５６ 年初，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繼續發展的形勢下，中共開始把工作的重點向社會主義建設方面轉移。從１９５３年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算起，社會主義建 設已有３年多的實踐經驗。對於蘇聯經濟建設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也逐步有所瞭解。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戒鑒，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 主義道路的任務，已經提到了議事日程面前。

１９５６ 年２月後，毛澤東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先後聽取了中央３４個部委的匯報，內容主要是有關經濟建設問題的調查研究。在這個基礎上，經政治局幾次討論，由毛澤東 集中概括出關於處理各種社會關係的構想。同年４月２５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

報 告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十大關係是：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問題上，要用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問題 上，要充分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基地，以便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問題上，在強調加強國防建設的重要性時，提出把軍政 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把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問題上，三者 的利益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既要提倡艱苦奮鬥，又要關心群眾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上，要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地方的權力，讓地方 辦更多的事情，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問題上，要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 在黨和非黨的關係問題上，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問題上，必須分清敵我，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 素；在是非關係問題上，對犯錯誤的同志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要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並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在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上，要學 習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要反對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不幸，如眾所周知，在《論十大關係》發表後不足一年，中國便發生了大嗚大放、反右、大躍進、三面紅旗等「極左」運動，隨後不久又發生了「十年浩劫」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遂將原設想的「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政策，完全拋到九宵雲外，至今未有徹底推行。

歷史功罪，用事實來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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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十大關係

毛澤東

六 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

對於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贊成的。我們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點。

我 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佔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 族多，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

各個少數民族對中 國的歷史都作過貢獻。漢族人口多，也是長時期內許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歷史上的反動統治者，主要是漢族的反動統治者，曾經在我們各民族中間製造種種隔閡，欺 負少數民族。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就在勞動人民中間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們無論對幹部和人民群眾，都要廣泛地持久地進行無產階級的民族政策教育，並 且要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經常注意檢查。早兩年已經作過一次檢查，現在應當再來一次，如果關係不正常，就必須認真處理，不要只口裡講。

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管理體制和財政體制，究竟怎樣才適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 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 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鞏固各民族的團 結，來共同努力於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關於作者：

沙 伯力 ( Barry Sautman) 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中國跨國關係研究中心副教授，一位中國問題專家，研究的焦點有中國的族裔政治、中非（洲）關係、中美關係和有關的國際法 等。在中國的族裔政治方面，又特別專長於西藏問題，近年來有關的著作眾多，計有：

◇ "Colonialism, Genocide and Tibet," Asian Ethnicity 2006,7:3
◇ "Introduction" and "Tibet and the (Mis-)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Genocide," in Barry Sautman (ed.), Cultural Genocide and Asian State Peripher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Introduction" [co-authored with June Dreyer] and "'Demographic Annihilation' and Tibet," in Barry Sautman & June Dreyer (eds.),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Armonk: ME Sharpe, 2005)
◇ "The Politics of the Dalai Lama's New Initiative for Autonomy" [co-authored with He Baogang], Pacific Affairs 2005-6,78:4
◇ "China's Vulnerability to Ethnic Minority Separatism in Tibet,"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2005 31:2
◇ The Tibet Question and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with Shiu Hing Lo),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1995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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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抗議與分離主義：奧運會及其他
Protests in Tibet and Separatism: the Olympics and Beyond
沙伯力 Barry Sautman
章樺元 中譯

(本文的一個簡節本，曾刊登於2008年3月18日香港南華早報。)

拉 薩和西藏其他地區最近的抗議是有組織的，以在奧運前令中國政府感尷尬。西藏青年議會 (Tibetan Youth Congress, TYC) 是提倡西藏獨立的、有份量的流亡團體之一，已讚同為達此目的而採用暴力。它的領導人次旺仁增3月15日在接受芝加哥論壇報訪問時談到，由於中國當局看來會 鎮壓西藏的抗議：「在奧運會受關注時，我們想測試中國政府。我們想它露出它的真面目。所以我們推動這。」在2007年6月「西藏之友」(Friends of Tibet)在印度召開了「爭取西藏獨立會議」(Conference for an Independent Tibet)，其發言人指出奧運是在西藏進行示威的千載歎逢的機遇。到2008年1月，在印度的西藏流亡者發起了一個「西藏人民起義運動」 （Tibetan People's Uprising Movement），要以1958年反對中國政府當局的暴力起義的「精神」來行動，並集中對付奧運。

好幾個西藏人組織可能參加了拉薩的抗 議，包括焚燒和搶掠非藏人的商店，及襲擊移居到西藏的漢族和信奉斯林教的回族人。大間的喇嘛寺院向來是進行西藏青年議會及其他流亡團體提倡的分離分義的中 心，這些團體不少是受美國國務院和國會的「民主基立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的資助。喇嘛是自願地特別儘忠於達賴喇嘛。無論達賴本人如何界定其本人衹爭取西藏有更大的自治權，其他喇嘛還是會認為他是不願意宣佈西藏為中國不可劃分的 一部份；作出這樣的聲明是中國要求在與達賴喇嘛進行正式談判前的一個前提條件。由於流亡政府避談政教分離，很多喇嘛都把對達賴的追隨視作為一種宗教上的義 務, 要否定中國政府在西藏的合法性。

有關於暴力的報導突顯出，那些與漢族和回族競爭生意的商人對非西藏人的存在尤其不滿。在80年代末 90年代初在拉薩發生的那場抗議裡面，藏族商人與喇嘛站到一起。在今次，漢族和回族人的店舖被放火。不少失業的青年人參加去放火、搶掠和對非本族人的摳 打。不少西藏人實行了從農村向城鎮遷移，但他們缺少了城市就業所需的技術。從拉薩錄得的影片顯示有大批的暴動者都是十多至廾歲的青少年。

西 藏地區近期的行動與過去幾十年來發生於世界其他好幾個地方具廣泛基礎的「人民權力」運動的示威很不同。它差不多全沒有顯示出國際傳媒所描寫的西藏人普遍的 反華共議。關於抗議的人數，傳媒估計的最高數字是二萬人，由加拿大電視新聞 (CTV) 的駐北京分局主管Steve Chao提出，即每三百藏人有一個參加；相對於1986年有近三百寓人的反對馬科斯獨裁的抗議，每十九名菲律賓人中便有一人。

西藏人因得 不到足夠的幫助去與移居西藏的人在生意上和在找工作上競爭，這些都是合理申訴。漢族移民中也存有就業岐視，衹想僱用皇親國威或本族裔。西藏人與漢人之間在 教育和生活水平上的間距很大而又收窄得太慢。這類不滿申訴存在已久，到今年之發生抗議和暴動，是因奧運會之將近，予分離份子推進他們的議程提供了機會。實 際上，在藏人之間的社會性與經濟性的不滿，與今次抗議期間出現的口號，像並非巧合性重覆支持獨立的西藏流亡份子提出的「西藏完全獨立」、「願流亡的與藏內 的西藏人團結起來」等口號，兩者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距。

分離主義者雖然不可能靠暴動令西藏成功從中國分離出去，但他們相信中國終有一日會 崩潰，就像前蘇聯和南斯拉夫，他們想在此之前豎定他們的索求。另方面，他們設想美國或者會像在其他地方那樣可能會實行干涉，在與美國有矛盾的一些國家內鼓 吹地區分裂，例如在科索沃和蘇丹南部。中國亦懼怕此等結果，即便機會甚微。於是它因而採取行動鎮壓分離主義，而這又是國際法下它有權去做的事。

分 離主義者知道可以倚賴那些視中國為經濟和政治策略性競爭對手的西方政客和傳媒，認為他們會自動去同情他們。西方的統治精英對中國之鎮壓暴動發出廣泛的指 責，但若這類暴動在他們自已國土上發生，是不會不受鎮壓的。他們又要求中國在作出反應時作出克制，但是，1992年洛杉機發生起義或暴動，並在其後漫延至 其他城市，老布什總統宣佈派遣幾千名軍隊前往，並說「不會容忍那些令洛杉磯居民徨恐不堪的謀殺、蹤火、偷竊和破壞財產....我要向你們保證，我會以任何 必需的武力以恢復秩序」。在這件事上，沒有任何一個西方政客或主流傳媒曾批評布什；而對最近以族裔為對象的襲擊和放火，西方的領袖或達賴喇嘛都沒有批評那 些參予其事的藏人。

中國政府和各省給予西藏的資助，帶給西藏人生活重大的改善，西藏的精英份子卻對此完全不加承認，但達賴喇嘛本人卻是認 許的。即使流亡份子及其追隨者從未提供可信的證據以示西藏語言的使用、宗教行為或藝術已被全面取締，但西方政客和傳媒經常嘉許達賴喇嘛指控西藏正經歷「文 化滅絕」。事實上，百分之九十的西藏人說的母語仍是西藏話。西藏有15萬的名僧尼，是佛教世界內全職「教士」最密集的地方。而西方學者證實，西藏的文學藝 術形式正在盛開。

西藏族裔間的矛盾起源於該地區的人口構成、經濟和政治。分離主義者和他們的支持者宣稱漢族人正在「湧進」西藏，在人口構 成上已「壓倒」藏人。事實卻是，在1990年及200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內（計算某一區域內居住滿六個月或以上的每個人），在西藏整個地區居往的藏人所佔 百分率增加了少許，而漢人衹佔人口總數的五分一。一項對2005年小型人口的普查進行的初步分柝顯示，在2000-2005年在西藏的中西部（即西藏自治 區）的漢族比例有小量增加，在東藏則小有改變。親獨立勢力要在西藏地區清洗漢人（像1912年和1949年那樣）；達賴喇嘛則曾表示願意接受藏與非藏的人 口比率達三與一之比，但他卻一再錯誤地指目前情況已是漢人佔多數。基於他的地位不僅是藏傳佛教的最高宗教領袖，而且亦是佛陀的轉世化身，大部份西藏人都尊 崇他在這或其他問題上的說法。

西藏鄉下佔人口的四分三，衹有很少的非藏人。絕大部份移居至西藏城鎮的漢裔是窮人或半窮人。他們個人未有得 過國家的資助，雖亦像城市西藏人那樣，會因為有對城鎮有利的基建項目而間接承受資助。有百分之八十五移居西藏搞生意的人以失敗告終，他們一般會在兩至三年 內遷走。能在經濟上生存下來的，就向西藏本地的生意人實行競爭；有一項在拉薩的深入研究顯示，有一些藏人隨後進入由非藏人所開創的一些中、小企業部門，並 憑他們對本地的知識而發績起來。

藏人並非次等階級，很大的一層西藏人是中產階級，以政府服務、旅遊、商業和小型工廠及運輸為基礎。亦有很 多失業和就業不足的藏人，但卻幾乎沒有失業或就業不足的漢人，因為找不到工做的會離開西藏。有很多漢裔移民對藏人持種族主義態度，大部份標籤指藏人懶惰、 骯髒和沉迷宗教。很多藏人反唇相稽，指漢人有錢、祇會向踐看，而且窺待著去剝削藏人。在城市內長期居住的藏人會吸收漢文化，一如世界各地的小數族裔會吸收 多數族裔的文化一樣。藏人無論怎樣並未被強迫「漢化」。大部份藏人祇會說很少或至不會說漢語。他們在小學高年班時開始學，而在不少藏區，要升上中學繼續讀 下去則要用中文。可是，中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兩種語言之一，學習它的人會得到很大的益處，一如那些非（英、美等國）土生而會說英語的人。

西 藏流亡份子辯稱在西藏地區宗教活動遭嚴厲限制。在國際法內，中國政府有權去約束宗教機構，以阻止它們被利用來作分離主義的工具；而（中國）對宗教的控制這 事實，主要是國家對分離主義有所（過份發展的）擔憂的後果，其次是對高度發展的宗教機構會制衡西藏族裔內的「發展」。某些國家改策的確侵犯了宗教自由；例 如在西藏自治區內禁止政府僱員和大學生參加宗教儀式。對自治區以外的東藏地區，操控的程度會較低；這顯示出至少在2008年3月事變以前，中國政府會依它 在諸寺院內所感受到的分離主義情緒的不同程度，而調教它的控制。

達賴喇嘛的政府本身當然是一個神權政府，對寺院緊密控制，涉連到政治、僧 人的層級和數目。流亡政府今時今日被敵對的宗教派別所包圍，例如有一個被稱為「口吐霹靂者」(Dorje Shugden)的神靈。在眾僧尼內對達賴喇嘛的崇拜，較諸對荷里活諸名星的崇拜，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從而，對他指中國政府在西藏實行宗教管理和活動限 制，儘管全出自他想當然的中國政府反宗教的敵意，僧眾也祇好被迫接納。同樣地，這種祟拜要人們相信達賴喇嘛是一個和平主義者，雖然他曾公然地或隱晦地支持 美國發起的每一場戰爭。

「市場經濟」的發展對西藏地區的影響，是與中國其他地方相同的，即是加重剝削、加劇收入與財富的分化和猖厥的貪 污。這已到做成「族裔分工」的程度，令藏人陷於劣境；但分離份子把這誇大，僅為了鼓吹族裔間的對立。例如，西藏並非如有人常指般是中國最窮地區。它比好些 其他少數族裔地區，甚至一些漢族地區，都較好，皆因有政府大筆資助的措施。農村的藏人亦像其他少數族裔般得到政府補貼。流亡領袖們不僅在實踐差異的程度上 大造文章，還在一些基本的族裔關係上誇大其詞：與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關係相異，藏人與漢人享有同等權利；而且，西藏自治區的高層黨領導中，約有半數是 藏裔。

西藏並無任何一個類似殖民地或被佔據的土地的標記，從而和自決權拉不上關係；自決權的觀念在近幾十年來常被誤甪，尤是由美國所誤 用，以鼓吹把別國分割，進而推使其人民陷於貧困。中國政府與西藏流亡精英之間能達成解決方案是消解藏人不滿的前提條件，因為如無解決辦法的話，族裔政治就 會繼續凌駕西藏的大小其他事項，就會如在臺灣和科索沃那樣，「族裔政治掮客」為了爭得支持，就會築架起族裔間的二元對立，以取勝於對手。

西 藏的暴動，無助於在中國政府和流亡份子之間開展討論，以尋求一項政治解決方案，但若然要實質化解藏人的不滿，就需一個解決方案。對西藏親獨立的勢力而言， 他們鼓吹暴動的最主要作用，可能正是要使這些尋找一個解決方案的努力遭受擯棄。像其他地方的分離主必者一樣，西藏親獨立的勢力總想擴衡不以族裔為本的任何 另一類世界觀，並要扼殺一切想解決族裔間矛盾的所有努力，以便鼓起所需的動員力，延續他們的族裔性民族主義計劃。他們曾宣告中國不久就要崩解，美國將因此 而加強對西藏國精英份子的裁培，並惠及一般的藏人。人們衹需環顧世界上類似這種幻想而做成的諸多人道災難，就能預想到若這種分離主義幻想得以實現，則普通 的藏民將會得到些什麼。

關於述者、錄者和內容

述者 ：張莉, 用個人資金於2005年4月在拉薩創辦了攀德達傑小學，學校的教育對像主要是孤兒、輕度殘疾青少年及家庭特困青少年。辦學兩年來她全靠自己賺錢撫養教育著這所學校現有的98個藏族孩子

她早自1993年起就自己開店做生意，在廈門和杭州開辦了兩家地產策劃管理公司，成了飛往全國各地做策劃項目的女強人，靠自己的勤奮勞動過上了富裕的生活。

2000年第一次來到西藏，就喜歡上了這裡，為西藏的文化藝術所深深吸引。她也驚訝地發現，她近兩千元一條的褲子能讓西藏的貧苦孩子過上有學上、有飯吃的快樂生活。

最初，她給藏族孩子文具和一些助學金，但很快發現那些錢有些被孩子拿去打遊戲，有些乾脆被家長拿走了，根本解決不了孩子上學的問題。張莉想，不如辦一所學校，教貧苦的藏族孩子學習文化知識和西藏傳統工藝。

經過大半年的籌備和幾十萬元的投入，2005年4月，西藏攀德達傑職業技術福利學校成立。

錄者 ： 劉小令, 奔走於中港台的電影工作者、舞台劇製作人兼演員和文字工作者，畢業於台大金融系,大學時沒有任何戲劇經歷。近期作品例如有與賴聲川合作、去年9月份在北京 演出的《雲淡風輕。自言道「是一個不懂政治（或許，某程度甚至算是厭惡政治的吧）的人」。個人部格《不良品放生》：http: //www.wretch.cc/blog/shiaolin 。

內容 ： 是述者於3月13-26日在拉薩的個人耳聞目睹的經歷的口述。為什麼要相信張莉這漢族女子所言？劉小玲在另文中( Visible City-People, Filled With Air, http://www.wretch.cc/blog/shiaolin&article_id=25805854
) 如是說：

「她 也知道，如果能有重量級的媒體採訪，境內外的資金應該不愁，張莉自己甚至有不少名人朋友，如中國有名的歌手朴樹等，都是她的朋友，也都去她的學校免費 當 上幾個月的音樂老師，這些，要在台灣，早就被有線台做成爛梗了，張莉卻從來不張揚，境內外的媒體要去拉薩採訪，請她協助連絡，她卻都熱心地幫忙，卻從來不 求媒體報導她的學校，從鳳凰衛視，甚至前陣子台灣導演吳米森拿公視資金要拍一個跟西藏奧運有關的紀錄片」

而她給在學的孩子這「切記要做的事」：

「5.飯前定要先想想沒有到這學校前的你們，以及世界上所有饑餓的人們，這樣你們就能把米飯變成慈悲和幫助他人的動力。

「6.照顧好學弟學妹讓他們冬天的時候不冷，夏天的時候也不要感冒，四季感受著被關懷被愛，並且讓他們也學會像你們一樣也去愛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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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天堂
口述：張莉
筆錄：劉小令

前些天又跟張莉通了一小時多的電話，為了幫朋友留下一些紀錄。
在真相還沒有完全被對照出來之前，這是她的故事。是一種記實，也是一種反思。
在騷亂之間，她勇敢記錄下來的。這是最新的版本，轉繁體公諸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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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題目看上去有些奇怪，跟最近緊張悲憤的氛圍不符。但是，這段時間以來，我親眼目睹那些無知愚昧的人們是如何將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最純淨的天堂變成人間地獄 的，也親身經歷了一場從沒想過的暴動，心裏有一種強烈的願望，想告訴人們，天堂地獄，其實只是系於一念間的事情，只要你想，你要生活在天堂，你就可以做 到。

3月14號晚上起，我不停地在接電話告訴愛我又好奇的朋友拉薩發生的一切，說著說著常常帶動起以前不曾出現的異常清晰的昂揚的情緒， 然而也隨著每天事態的 發展漸漸平靜了情緒，在與朋友如實敍述事情的過程中，飛快地跳越過隨著音頻張合的嘴，整理好自己的思緒，一次一次讓它們更加清晰，每次放下電話都覺得筋疲 力盡，兩眼通紅、抑制悲傷，總是要用幾分鐘的時間告訴自己不要被悲傷和憤怒打敗。

3月13號早上八點我開始寫囑咐給學生，此前就托朋友聯 繫大巴，準備過幾天出發去四川甘孜州的亞青（我們為那邊的老百姓準備了很多衣服、鞋子和棉被），那 裏有近三十個九歲到十四歲的孩子等著來我校上學，接到他們後由學生帶回拉薩，我從成都到北京，半年後再回來看我的孩子們。知道自己一定會很想念學生們，擔 心他們不能照顧好這三十個小朋友，所以思量了幾天，寫下了五頁紙的叮囑《我不在的時候》。

世事難料，當我依然沉浸在要離開學校，離開孩子 們的不舍情緒中時，3月14號下午兩點接到好友安子的電話，她驚慌失措地告訴我她所在的老市區（大昭寺附 近）發生的暴亂情況，她的藏族店員聽到隔壁店的老闆來回往小昭寺那邊跑，去看熱鬧後帶了根警棍和一隻小狗回來，臉上洋溢著得意的表情跟其他藏族人說：他們 說才二十幾個人怎麼擋得住，打死他們。那些武警戰士真沒用，連還手都不敢，眼珠都被打飛出來……

在我的辦公室裏，在老師和學生們正高興地 計畫著在北京的展覽時，接到這樣一個電話，自認為情緒不會因任何事激動的我實在是感到有點突兀。我跟學生老師們一 起看到窗外滾滾黑煙竄入雲霄之後意識到事情的真實性，也隨著越來越多朋友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們身邊發生的情況，那語氣裏的慌張和憤怒讓我感到事情是嚴重 的，大禍來臨了的感覺也越來越強烈。

下午三點是學生上課的時間，但那天孩子們全都不上課了，他們來辦公室守著我，在我身邊聽我在跟不同朋 友通電話，受電話那頭的恐慌影響感受到事態的嚴重，隨 著孩子們在我校社區門口親眼目睹的情況，也讓他們越來越擔心，直至他們圍滿我辦公的整棟樓。一個藏族好友當時也來電告訴我說她單位戒嚴，領導不允許任何人 出去，於是她單位的人很緊張地聚集在某間辦公室，都不知該怎麼辦，只能通過電話跟外界聯繫。沒多久她的母親就開著車來接她了，她一到家就打電話給我，聽得 出來她的絕望：“姐姐，你千萬不要出門啊，我媽媽來接我，路上都是青少年在砸車，他們瘋了，只要是漢族人就朝他們扔大石頭，計程車司機很多被大磚塊擊中， 如果跑不掉就被拖出車暴打，有的車被砸有的車被燒，地上還有很多滿身是血的漢族婦女，我看了很害怕，你千萬不要出門啊。”這就是身在拉薩的藏族同胞親口所 說的當時的情況。

小娟發短信說看到她對面一排店鋪被砸，瘋狂的人們把店裏的東西都扔到路中間集體焚燒……一會兒又來消息說她的店已經被砸 了，東西也被扔出來燒了，她由於過 分震驚而結結巴巴地說，燒什麼都沒事。。。。。。怎麼能燒了我的書呢，我的那三本佛經，。。。。。。今天早上才剛帶到店裏的。一會兒她又來電說她隔壁店的 人都參與了打、砸、燒，那些平時貌似跟她關係不錯的，她那排店面的康巴老闆和“阿佳”們（藏語大姐的意思）都在瘋狂地砸燒她的東西，她又用非常鄙視地語氣 說：要燒就全燒吧，可是他們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就放進口袋裏，不喜歡的或用不上的就用兇惡的表情投入火裏。。。。。。我無語。。。。。。

我們學生跟我說：“老師，我們去把小娟老師接出來吧，這樣太危險了。” 只是我說了三四次，小娟都拒絕了。由於不放心，也怕她餓著，又去了短信跟她說我們孩子一定會安全將她接出來等等。她回條消息：不會有事，我有糌粑，夠頂半個月，考驗我的時候到了。
我 想或許她是要看著這件突如其來的暴力事件怎麼發展，又將如何收場吧。也或許當時她潛意識地安慰自己，這次或許僅僅只是財務的損失吧。不管如何，當時我們 都以為員警很快就會來，因為我們根本沒想過我們的政府會將我們置之不理。可是一直到六點多，朋友們相互發送的資訊，互打的電話依然都是問你那兒員警來了 嗎？

就在這時我們的學生跟我說：“老師，很多漢族人被打得往我們這邊跑。”

我情緒有些激動地說：“快讓他們進來。”

“社區門衛把鐵門鎖了,沒事老師，那些人躲到後面民工房去了,不要擔心。”

“可是，不能讓他們這樣下去了！孩子們，老師帶你們平暴去，除了斧頭和刀，你們去把可能當作武器使用的東西找出來，到辦公室集合！”我邊說邊推開圍著我的女生們進了隔壁我的臥室。

在 房間裏我換了較寬鬆的牛仔褲，多穿了一雙襪子，然後揣了一把北京好友李揚去年到拉薩看我時拉下的一把、我認為非常鋒利的水果刀在口袋裏，再取下一直放在 我房間窗臺的登山杖擱到門口，而後點燃三根來自日喀則紮什倫布寺的藏香，跪在我最崇拜的人類最偉大的精神導師（釋迦牟尼）像前，跟他說：從您這裏我學到了 身為人類的存在價值，您教給我真正的快樂來自於沒有執著的慷慨，真正的自在來自於遠離貪欲，嗔恨跟愚昧無知；我是您的學生，所以，當人類被魔鬼控制了心 靈，不再快樂的時候，如果我不出來跟魔鬼戰鬥，那麼，我就不是您的學生。

生活中發生的事總是這樣幽默，首先，我覺得揣在兜裏的這款水果 刀，按照設計的造型和功能來分析，不但威脅不了人還很容易傷害到自己，而那個似乎是好友唐魏 落下的登山杖，看起來也不怎麼結實，難怪他不要了。 那個念頭一閃而過，像往昔所有情緒和發生過的事情一樣，它們瞬間都消失了。推開房門，門口站了一堆學生，女生尤其多，她們過來抱住我哭喊著不讓我去。我被 她們抱著的時候根本掙脫不開她們，那時我在想，其實也應該帶她們去平暴的，她們的力氣怎麼那麼大？！

邊想我邊將腦袋努力伸向那幾個去準備武器的學生： “準備好了嗎？” “沒有老師，只找到兩樣，不知道找什麼代替好。”

當 時太多人，我沒有仔細看他們找到的那兩樣能制止暴力的工具，後來我才發現是兩根如我小拇指般粗的鐵絲，還有一根竹拐杖。而這時候從樓下沖上來幾個學生， 他們說：“老師，不行，人實在太多了。”我也沒問多少人，被女生們的哭喊聲打亂了我平時思維的清晰，只是問我們學校有多少男生，一片混亂中我聽到說我們只 有五十多人，而他們估計有幾百人，孩子們強調這些人大部分全是青壯年。
我們是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泱泱大國，其智慧不可言喻，自古就備有應付不同尷尬情形的諺語，例如：“好漢不吃眼前虧”等等。感謝祖先！（呵呵）

但 是我依然存在出去制止他們的念頭和希望：“那這樣吧，他們主要針對漢族人，我去鐵門口晃一圈，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等他們來追我的時候，我使勁跑，等跑到 大門裏，你們就撲上來將他們拿下，綁起來關圖書館裏。” “關圖書館幹嘛？” “受教育，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錯誤的。” “不行啊，幾天根本改不過來。” “那就幾個月或幾年，直到改過來為止。”

此建議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但終究沒有實施。因為我被女生攔著，應該說是緊緊抱住。之前她們連樓都不讓我下，抱著我又哭又喊，又擔心又害怕，這些女生的力氣奇大無比，當時我實在有些喘不過氣，不過這擁抱將讓我感動一輩子，即使那天過後她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

我 被學生製造的人潮擁到隔壁辦公室的時候，天色告訴我們夜幕就要降臨，從窗外看到沖天的火光蔓延到天空的雲霄裏，不時地聽到爆裂的聲音，是玻璃或其他東西 被砸？還是被燒毀的各式車輛輪胎的爆炸聲？或許，是老百姓自製的手槍？ 那期間不時收到的短信依然是：人民警察在哪兒啊？！人民警察在哪兒啊？！！

此 時我突然想到了拍照，於是懇請女生們讓我爬到隔壁屋頂上去，因為那樣可以沿著屋頂走到大街邊，拍下現場瘋狂的照片，可以用大標題寫著“當人類變成魔鬼的 時候！”但孩子們依然不肯，於是由兩個來自四川藏區的男生（俗稱“康巴”）幫我去拍。等回來時，他們的聲音都變調了，不知是驚愕還是恐懼，他們說：“老 師，實在太可怕了！幾乎全是青少年，大約四十人左右一堆，分佈在整條街上，他們很多都喝了酒。

我們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說，八廓那 裏漢族打死很多人。我們又問，你們看見了嗎？他們說沒有看見，聽說的。” 大家無語，我們都知道我們期待已久的員警沒有出現，老百姓更是什麼都不知道就被襲擊，不僅是我們這兒，安子那片屬於最危險的地方至今員警都沒有出現，而我 們校門口圍了成百上千的瘋狂暴徒，也沒有半個員警出現。我坐在辦公室的小花園裏看著窗外照亮黑夜的火光，聽著爆炸聲，心想，我是小王子流浪到另一個星球 了，在聽這個恐怖星球的鞭炮聲……

黑暗中聽見我的學生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說： 真可怕，如果我們沒有來這個學校，可能我們現在也在外面跟他們一樣。 老師，不要難過，他們不懂，沒有接受教育才這樣。 老師，我們以前也是象他們那樣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從來都不分析的。 等等此類的話。

那天我們在春天的季節裏卻感受到嚴冬的來臨，寒冷在這一刻肆虐，時間仿佛停在了人類最初的開端。那夜我們遭遇了停電。。。。。。

同在拉薩的朋友們，有著不同的所見所聞，但相同的是，他們看見聽見的，最多的就是“恐怖”兩個字。

例 如2000年我第一次來拉薩就認識的好友宋明，他憑自己長得像藏族人，會講點藏語，本著一般人都有的好奇心，開車去老市區探索發現了一趟。他用沉痛的聲 音告訴我，剛從那邊出來，青年路口看到抬出來屍體就十幾具了。經過我校路口時被那幫瘋狂的青少年攔下，他用藏語求了半天，解釋半天才放他走。他說這些孩子 都喝醉了，請我千萬小心，萬一有事就電話他，他開車帶藏族朋友來接我走。當時的我覺得很悲憤，電話裏沖他直喊為什麼政府棄百姓于不顧？因為其間我的藏族朋 友來電說政府三月初就知道此事了，我就更加不能理解了。問他是否看到員警，他說看到了，四五個員警一組進入各小巷，如果有人喊救命，就四五個人救一個出 來。因為沒有裝備也沒有警車，也怕被手持兇器的暴徒發現，只能悄悄地將百姓帶出來。所以沒有在街上的人都不知道。他告訴我事情比想像的嚴重得多。

2000 年的他，身材也像他當時的年齡一樣，比現在年輕。現在他越發展越魁梧，頭髮也越來越長，伴隨著油膩（不知是沒洗頭還是像大多數藏族人一樣喜歡往頭 髮上抹髮蠟）越發地像藏族人，當然是屬於較帥的那種。他因為熱愛西藏，熱愛西藏文化將身份證都改成藏族了。不過我很小人地認為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吧，比如少 數民族可以生兩個小孩啊，藏族的待遇、福利都比漢族高啊等等。呵呵，閒話有點多了。

也是第一次來拉薩就認識的，在這裏開旅行社王勇，來電互相關心，但我們通話的主題主要還是圍繞著指責政府領導的無能，我們還很不禮貌地開玩笑：“呀，這是國家機密，千萬別在電話裏說。”

我 們所有住校的技術老師也用手機聯繫外界，他們帶來的恐慌跟我們鄰居帶給我們學生的一樣，比如說會停水停電等等。於是孩子們紛紛回宿舍蓄水，用一切能儲水 的器物。他們很細心地將我各大臉盆、杯子、洗衣機等都喂飽了水，就差垃圾桶了。雖然我們看不見那些被點燃的汽車（接電話時看見的黑煙是燒警車冒的），它們 放出跟焰火一樣的光伴隨著濃煙直沖上天，在火焰跳越的過程中毀滅了很多人求份溫飽的希望。

我這一世擁有的這顆大腦在那十幾個小時內沒有停 過思考，一直在想那些瘋狂的人類的瘋狂舉動究竟為什麼？他們在想什麼？要什麼？特別是跟我們學生這般年齡的 少男少女，他們都是出生於八九十年代，對他們來說那是個充滿機會和希望的年代（裏面有他們是藏族的因素，少數民族很多待遇都很好），然而他們的憤怒和仇恨 從何而來？ 那天被派出去看情況的其中一個學生巴桑告訴我，我校旁邊的一個藏族人辦的福利學校的學生也參與了。

當他經過他們身邊時還被拉 住，問他有沒有打火機，因為他們要點燃一輛130大小的卡車，我們學生說沒有，但怕他們懷疑還假裝踢了車一腳後繼續往前走，等他 折回來時那輛車已經火勢兇猛得不行了，孩子說肯定潑了汽油。然後他說看到一個小孩實在夠傻的，這個十多歲的傻孩子使勁挪動著一煤氣罐要往燃燒的汽車邊扔， 他快步上前阻止了，他告訴那傻孩子，這樣也會傷害到藏族人的，這樣那個恍然大悟的孩子才又把煤氣罐費勁地往回挪。我聽完不知說什麼好，覺得又氣又好笑。

他 告訴我一路最難過的是很多六七歲左右的孩子也都在使勁砸、燒。有些年輕的少年坐在啤酒箱上邊喝邊砸，估計是從砸開的超市里拿的。在那種瘋狂的氛圍裏，酒 精的作用下，他們已經把自己化身成港片裏的古惑仔了，況且當天狂野的少女們也很多，那麼，少男耍酷耍帥不在此時更待何時啊！連我們鄰居家的一年輕保姆都在 路口瘋狂地暴打一個漢族婦女。

無奈和悲傷中，我和孩子們以人類最初具有創造光明和幸福的能力，在一起探討怎麼幫助這幫此刻在外面亢奮激動 地把自己當成英雄的少男少女。夜裏十一點多，學 生陳亮（他是藏族，從小被父親遺棄，是一個做木工的漢族男人照顧他和他的母親以及他的弟弟妹妹）過來告訴我說來消防車了，孩子們才陸續離開我的辦公室。

那 時也來電了，msn上看到很多朋友發來的網址鏈結，回答他們的問題，快十二點的時候不停地接電話，都在問藏族人民是否被我黨給鎮壓、屠殺什麼的，直到淩 晨兩點多，因為問問題的全是在看美國bbc的朋友，我不停跟他們解釋。而這時，整天沒聽見警報聲，沒見到員警的事蹟反而成了我最有力的證據，還隨時可提供 幾十個證人。

當時總算是明白了為什麼我們的員警和部隊戰士全都不見蹤影。連人影都沒見到就被說成這樣，要真的出現了，被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拍到，反正照片不會說話，明明是平暴保護老百姓，他也能說成是鎮壓！

第 二天（15號）我和幾個學生去看外面的情況。滿街汽車殘骸，一路狼藉。一輛未燒盡的貨車被乘火打劫的小市民拿走很多未被燒的食品，其中有鄰居還硬塞給我 們學生幾塊餅乾以分享當時的竊喜。唉！人性啊！我們學生沒吃，他拿去佈施給濕地的其他眾生了，並且將此佈施功德回向給那些拿了食品的人。遠眺前面十字路口 的部隊，略為安心，拍了幾張照片後就回校了。

途中叮囑學生絕不能拿不屬於我們的任何東西，並要他們再跟其他學生強調一遍。平時我們給學生 解釋偷盜的意思，如果沒有經人同意就拿走東西，不管價值多少都 屬於偷盜。回到電腦前便又開始回答msn裏朋友們的各種問題，接很多的電話，大部分的電話除了問安依然是求證是否中共屠殺藏人等。我非常積極的解答，一個 個說下來實在覺得很累。已經忘記了是接誰的電話了，當時略略抱怨了一下說自己反復同樣的話，即刻被朋友罵回來：“誰讓你總是不願開博客，開了不就不要一遍 遍說了嗎？”她理直氣壯，我感覺自己做錯事情了趕快道歉。

於是見空我就狂編寫短信，繼而不停轉發、主動轉發，那天大部分時間花在這上了。 其間費老師在msn上問，外電說消防車用催淚彈去打老百姓是真的嗎？這時有 個學生剛好在我身後，他說：“老師我看到了，昨晚十一點多的時候來了三輛消防車，下來九個人，五個人忙著滅火，三個人放催淚彈，一個人拍照。”我問，那抓 人了嗎？孩子說沒有，他們人太多了，放了催淚彈他們就全跑了。

過了忙碌的15號，16號早上小娟突破一個個戒嚴的關卡到了我校，她說再不過來不行了，聽說藏人開始挨個敲門，見到漢人就拖出來，此消息無論真假，聽了就讓人不安，她決定離開那個被暴徒摧殘最厲害的地方。不過當天我們就看到網上說中共入戶抓人等，無語。。。。。

那天一到她就嚷著要喝水，她坐在桌前，連喝了兩盒伊利優酸乳，剛泡好的茶要涼可沒那麼快。她兩天沒喝水了，原本一點點礦泉水用來和糌粑了，因為她也聽說水不能喝，而她又沒辦法去打井水來喝。

小 娟加重語氣說最多的幾個字就是“太慘了”！那些被燒得面目全非的樓，如果不是她相信自己的記憶，她會認為自己走錯路了，特別是拉薩的批發市場沖塞康（我 校生活用品都是在這市場買），她踩著滿地的火腿腸、各種肉、糌粑粉、麵粉、酥油、菜葉、水果等等，鼻子裏聞著惡臭，滿地的老鼠讓她感覺瘟疫快來了，這一路 走過來花了兩個小時，因為還得跟路上戒嚴的士兵檢查證件並做解釋。她說青年路上幾乎都是漢族人開的店，只要是大的店鋪，看起來豪華一些的都被燒的得一點不 剩。

她好友在青年路的巷子裏開青年旅館，他們說那幾天他們一直躲在旅館裏，連住店的外國遊客都拿起了棍子整夜未眠隨時準備跟沖進來的暴徒 搏鬥，旅館裏除了中外 遊客，還收留了很多被追打的四下逃竄的同胞，他們從樓上窗戶往下看，十幾具焦黑的屍體陸續被抬出來。晚上耳裏都充滿了砸門聲，砍殺的嚎叫聲和他們的歡呼 聲…… 她坐在那裏不停地說，情緒有點兒激動，講話也有點兒結結巴巴，孩子們聽著，我也聽著，悲傷和憤怒圍繞著我們，而我的憤怒從14號起都是源自利用青少年和老 百姓的愚昧無知來達到自己目的的那些懦弱、無恥的成年人----幾十年都被貪婪的欲望和嗔恨包圍的那些虛榮得徹底的成年人！以及把這些無恥之徒當棋子來利 用，從而達到自己目的的下流殘暴的魔鬼！

但最傷心的就是人們怎麼就這麼健忘呢？魔鬼挑撥離間了蘇聯，東西德、印度和巴基斯坦、朝鮮和韓國 等等，現在他們又巴不得中國四分五裂！那些看起來發達“文 明”的國家，美國人、歐洲人，他們是怎麼富起來的？看看歷史吧，他們全是當殖民者搶過來的，搶亞洲人的、搶非洲人的。他們把財富都搶過去了，馬上從強盜裝 成君子，說人家不文明。他們的富人消耗著大量的資源，而非洲的孩子在餓死。他們到處派軍隊干涉別人家的事，為什麼不把印第安人問題和黑人問題解決好，再管 別人家的閒事。魔鬼是最不寬容最邪惡的，看魔鬼對伊斯蘭的行為就知道！他們在世界各地挑起矛盾，收買人類的良心和慈悲心，自己做霸主。我們國家經濟是落後 點，但不代表一直會這樣，看這幾年的進步就知道了。並且我們從不欺負人，很勤勞很努力。但很心痛我們大部分的小孩都被洗腦了，特別是西藏和臺灣孩子，難道 真的要到被侵略的時候才會清醒嗎？！

那幾天的天空也很奇怪，灰壓壓的，可能某些時候會露出一小塊的藍天，而後又合上，似乎預言了什麼，可能這片天空裏聚集了想問清原因的、那些突然失去肉體的靈魂!

16 號下午我和小娟去給在我校路口清理各式殘骸、掃大街的戰士送礦泉水和優酸乳，雖然他們怎麼都不收。晚上我們心疼從15號開始就在路口站崗守護百姓的年 輕士兵，年齡跟我校學生差不多，他們在凜冽的風中堅守崗位保衛人民。而在這個與往常不一樣的星期天的夜晚，我的學生有些在溫暖的屋裏溫習功課，有的在給小 朋友講故事，大部份學生都在看電視，安子過來說孩子們看得可開心了，一直笑不停。

問：“看什麼呢，那麼高興。”
答：“卓別林。”

17 號起我們倆接到朋友們的短信或電話，大多是告訴我們回族人這兩天都在開會，準備進行報復的事（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16號晚已經聚集在一起，要反擊，後 被政府領導和他們的宗教領袖勸散）。政府也在15號晚新聞裏宣佈，希望暴徒能自首，若17號午夜前未來自首，便開始進行抓捕。

從18開始 的消息大都是年輕的戰士為保護被回族追殺的藏族而獻出生命的故事。我們流淚，情緒被悲傷控制甚至出現了不善的念頭，為愚昧無知、殘暴如魔的人付 出生命覺得不值得，這些年輕的戰士他們也有父母、兄弟姐妹啊！我努力做到不要讓這種念頭停留一秒鐘，可悲傷卻無法控制。

19號看到我校一 些男生在社區門口玩耍，就莫名地著急！驅散他們後便叫班幹部到辦公室開會。抑制住情緒，我告訴他們：雖然你們沒有參與，這些天表現也很 好，但事情還沒都過去呢。而這也是實踐你們往昔所學、驗證掌握多少知識的時候了。我們總是說眾生平等，從今天起每個人做完功課後拿出五分鐘時間來，觀想死 去的那些無辜的人，那些因為保護他人獻出生命的人，觀想他們是你的家人。這樣停留五分鐘，仔細觀察你的情緒和悲心。接著再拿五分鐘來觀想那些兇手也是你的 家人，因為愚昧無知使他們一直在憤怒裏流轉，很可憐，這樣鍛煉自己的悲心。而後你們切記要祈禱，祈禱大家放下一切傷人傷己的行為，祈禱大家都能擁有鑒別善 惡的能力，祈禱幸福和快樂儘快來臨。然後發願將他們的痛苦移植到你身上，讓你來承受這一切。這樣你們往昔學到的眾生平等的智慧就會升起，平等心升起悲心就 升起了……

就這樣，一天過去了，又一天過去了，接著憋了一肚子怨氣的天空終於發洩了，21號上午，我看見窗外忽然下起密集的雪花，這種氣 象在拉薩較為罕見，眼淚都不 能代替的悲傷由紛飛的大雪來告訴人類，這樣的慘烈再不要有！一邊接電話一邊看著幾個女孩進來跟小娟說些什麼，而後離去。掛下電話，小娟告訴我，孩子們來請 示，是否能給在雪中執勤的戰士送些開水去。我大喜。小娟說孩子們燒好熱水會來辦公室取一次性杯子，她會帶她們去送的（我校女生大部分都是善良又害羞）。

十 歲的旦晉，他拿了書本來我這裏念書給我聽，他每星期至少來兩次。但那天我很累，我抱著他說我要聽唱歌不要聽念書，於是他很大方地唱了他會的所有歌曲，他 總共只會兩首歌。之後他要求要打電話，他跟電話那頭與他相依為命、患心臟病的叔叔說，你不要跟外面的壞人一樣哦，不可以去幹壞事哦，那樣是不對的哦，老師 說我們要當好人不要當壞人……

21號下午宋明帶著他的攝影師和攝影機第二次來到我學校。第一次是18號下午他和我們的藏族好朋友二毛（一 個非常可愛、感性、性感的作家）還有北京的朋友 來到學校，大家都有劫後餘生的感覺。只是聊沒多久就接到北京朋友她54軍團的朋友說九點戒嚴叫他們趕快回去，無奈大家散會了。

那天下午我 們聊了很多，從他那裏也知道14號那天員警叔叔去哪了，他們大部分被調到各大寺院防止僧人暴動，在拉薩有兩個大寺院每院都有八百多人，小的也有 一百多人，而十號那天就有大寺院的僧人持槍傷警，所以部隊和大部分警力都調去那裏戒嚴，有一部分去保護通訊單位元和每天生活中需要的例如水、電這樣的單位 了。

萬萬沒有想到一部分藏族老百姓會這樣瘋狂，我想所有人都想不到吧。 在這裏我介紹下藏族朋友告訴我的槍支來源，由於這幾年陸續從印度回來的藏族青年都會英語所以當起了導遊，專帶老外團，他們帶團去雲南時走私進來，去年底的市場行價是兩千到三千不等。

宋 明還告訴我，我們可愛的二毛，那天像孩子一樣為他同胞的愚蠢哭泣了一晚上。還知道另幾個藏族朋友拿著刀整夜沒睡保護著他們九個漢族朋友。還有一個康區的 歌星車上載著漢族朋友硬是沖出了被瘋狂人類圍堵的區域。像這樣感人的事情還有很多，感謝人性原本的善，感謝一切在此時勇敢的正直的人。 人類從來沒有對邪惡讓步過，在那幾天我們生活困難的時候，拉薩柳吾新區最高行政長官給我們送來了牛奶和蔬菜，軍區部隊這期間也給我們送了兩次大米、牛奶和 水果.....

我們像時事分析家一樣，坐在椅子上分析事情的起因和緣由、朋友們的心情，學校師生的態度等等。當然，說到學校，我還是自豪 的，針對最近發生的事情，當時我 特認真地說，如果大家能做到以下幾點就太好了。 總是要先檢討自己： 第一：應該為各少數民族量身定做教材。在西藏九年義務教育裏，必須依照歷史在小朋友的漢語、藏語教材裏增加大量漢藏交流的故事。培養一家人的概念，增強國 家意識，學會感謝祖先給予的恩德。理由：從我校學生對待此事的態度來看，教育方式對了是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思想，只要是人總會被感動的。

第二：加強對西藏本土文化教育的重視，加強對老師教育方式和品德的監督。理由：據調查瞭解，有些老師天天喝甜茶、吹牛或忙著掙外快這些行為，影響了不少學生的價值觀。連老師們都不重視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教育，只知道賺錢的話，怎麼教育下一代？

第三：多瞭解和學習他們的文化，尊重西藏的宗教文化傳統，多學習才不會被人無中生有、製造事件，使百姓和政府越離越遠，給國家穩定添亂。理由：教給學生他們本民族的文化，始終引導他們，所以他們信任我。因為信任和愛，我們學校的氛圍很平和，很快樂。

第四：常做對老百姓的訪問工作和思想工作，用他們的信仰來教育他們。獲得人心不能僅用物質，如果僅用物質，那麼3.14事件可能還是會再發生。理由：物質人人都需要，好比虛榮心人認都有。來得太容易，人們就不認為你在為他們付出。

第五：請專門負責官員職務的領導多聽老百姓的聲音和意見，這樣才能給百姓安排真正為人民服務的領導。理由：在我校以及任何相關部門不知情的情況下，我校土地被城關區某領導給賣掉了，而我校土地還是自治區主席特批劃撥的。這樣類似的事件還很多。

第 六：建議最好把援藏資金多花些在教育上，不僅僅只是建校。援藏幹部三年增至五年，要不工作剛上手就要走了。理由：部分鄉鎮的援藏幹部是憑喜好發展經濟， 例如這個援藏幹部喜歡養鴨子，就發動大家蓋鴨籠買鴨種等，三年一過另一個來了說養鴨子沒意思還是養豬吧，於是鴨子還不知往哪處理呢，豬又開始熱鬧了……

第 七：除了基礎建設，不要浪費太多資金在待遇、福利和接待上，多重視教育軟體和農業發展，必須藏漢同等待遇才不會給了錢又要挨駡，產生更多忘恩負義者。理 由：拉薩的後藏地區除了原本的天災人禍、疾病和人多地少造成的貧窮，更多的是因為實在太懶惰了。康區和青海我遇見的貧窮原因，除了本身地少、牲畜少，類似 馬場這樣的單位（也沒有其他單位可以給沒有讀過書的人）發不出工資等情況外，大多是因老百姓花太多時間在喝酒打架和賭博上了。

第八：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和責任感，少一些演講多一些交流。勇敢一點檢討自己，更正自己的過失。理由：我給班幹部的意見-----多聽其他人的意見，多交流，於是我們校風越來越好。

第 九：就此事件參與者必須罰款，如果沒有付出，永遠不知道珍惜和心疼。理由：原本孩子做錯事或損壞東西是不會承認的，使其承認的辦法是全校不許吃飯，直到 有人承認為止這樣就有人承認了。承認後不但沒罰還表揚勇於承認的行為，之後人人都踴躍承認：老師，對不起，我打破杯子了；對不起，我把你壺打壞了；對不 起，書不小心被我撕了等等。連我為他們精心準備的圖書館，每次檢查，都會發現很多書又壯烈了。很懊惱，無論怎麼講道理他們都會忘記。還發現一些學生根本不 愛惜東西，沒有責任感。於是，開始給每個東西標價，弄壞的東西要照價錢賠，要不就磕長頭或勞動來償還。這樣他們開始學會愛惜了。

自我批評後，也得為他人提出更進意見，從2001年開始幫助西藏孩子上學到自己辦學三年，就我接觸的藏族人來說，當然其中最多還是自己的學生，個人認為他們應該學會去做的：
第一：學會檢討自己，少一些抱怨。
第二：學會知恩，再學感恩。
第三：多鍛煉對他人的關心，摒棄自私，學會付出。
第四：多瞭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不要做井底之蛙。
第五：不要認為被幫助是應該的，是佔便宜，要發願有一天能有幫助別人的能力，培養責任感，使自己強大。
第六：學會尊重各種生命，不要把尊重只用在自以為有利用價值的人身上。
第七：應該學會依法不依人，學會看人行為而非衣服。
第八：多學習宗教知識並實踐它，不要只是表面的虔誠，如果當成千年來祖先留下的生活習慣，那太可惜了。

我 相信很多藏族朋友看了可能會不高興，但如果不勇敢面對，就是在浪費悉達多給的價值。眾生都是不完美的，重要的是我們在追求完美。社會是由人組成的，國家 更是，都需要追求完美的時間。而一味抱怨的人們啊，你們為人類，為他人和社會又做過什麼呢？付出過嗎？如果沒有，那麼做了再說。

另就3月20號我接受了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電話採訪做份說明和聲明。 我在尼泊爾時認識的旅館老闆大勇，是個不錯的人。他未經我同意將我電話給了他的好友，就職於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楊雀。

當 然，他分析得沒錯，我無所謂。 我和楊雀第一次通話是19號那天，電話裏楊雀自我介紹後就開始瞭解大家都好奇的14號那天我所遇見的真實情況。談了一會兒，楊雀在電話那頭非常憤慨地說， 她的同事怎麼都不信我們沒有流血鎮壓，怎麼都不相信暴行是藏族人幹的，他們要進來拉薩看看。但是，這個時期她的同事可能進不了西藏，如果今天再爭取不到進 藏機會，她就自己來，她有國內身份證。

她問我是否支持她幫助她完成她的工作，我說：“當然，只要你如實告訴法國人這裏發生的一切就行，請他們不要氾濫自己的同情心，顛倒黑白，要做個正直且有修養的法國人。”

20號下午再次接到楊雀的電話，她說了他們不能進藏的事，但非常希望我能在電話裏接受採訪，好讓法國人民知道在拉薩14號那天發生的真實情況。
沒有猶豫我一下就答應了。 楊雀表明現在即刻開始採訪，他們將會對電話進行錄音，我亦表示同意。而後她問我第一個問題。
問：你認為在中國有人權嗎？
答： 人類總是這樣很自我，自己把自己禁錮了都不知道。如果他們認為某政府或某人很壞，他們就被這種情緒蒙住了雙眼，即使人家真的做了好事，他們也要說是做 壞事或居心叵測等。相反如果他們喜歡某人，那麼那人什麼都是好的，即便很明顯出現問題了，他們依然會替他說話，甚至殺人他們都會說是被殺的人該殺，依然沒 有任何問題，優雅地欺騙著自己和他人。什麼是人權，今天能在這裏自由地表達我所學習來的，鑒別是非、善惡的思想，就是人權。（說實話現在不太記得當時是怎 麼表達的，但大概原意就是以下這樣的！以下的回答都是大致的意思）

問：你認為在中國有自由嗎？
答：人類都生病了，從他們對自由的 態度上看來，他們都失去自由了，因為心靈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那些高喊自由的人卻被貪婪和仇恨牽著鼻子走。他們不能 清晰地看待問題，自私地認為自己呼籲的這一切就能給自己帶來幸福，當然表面上他們似乎是為了他們的文化，那麼我想問，他們來西藏問過自己的同胞真正的想法 沒？如果沒有做足民意調查，你在沒有給他人表達思想的情況下，自以為是地用暴力來解決所謂的、你理解的自由，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這點亦可看出他們不尊敬 他人，沒有尊崇民意！從心底裏依然把別人當奴隸，這很可悲！真正的自由是來自內心的慈悲與寬容，心靈負擔太重的人，即便把整個世界都給他，他會因為堅持狹 隘而依然覺得不快樂！這就是佛陀不繼承皇位，托缽乞食的原因，他要用行為告訴他人，即便你什麼都沒有依然可以幸福快樂，依然可以被他人所尊敬，甚至更尊 敬。

問：請問你對這次發生的狀況是怎麼看的？

答：看著外面瘋狂的人類以及被他們傷害的人類，我非常難過，我和好友四處呼籲各地的佛教徒幫助那些喪失理智的人祈禱，希望能讓他們把嗔恨降到最低，也祈禱世上遭受暴力痛苦的人們能儘快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在沒有本質的東西裏去找自己的本質，看樣子是不會有結果的。

問：那你聽見槍聲沒有啊？（類似的問題似乎還有一些）
答：有，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是槍聲，就像14號晚上輪胎爆炸聲一樣。

問：請問能否提供你拍的14號的照片給我們呢？
答：先聲明14號的照片都是我們學生拍的，不是我。我不提供照片給任何人，因為我愛我的家人，家醜不可外揚，我們能解決問題，我要保護我的家人……

之 後跟我在香港工作的好友說起此事，他說如未簽協議，他們剪輯他們認為要用的，你都沒法告他們。寫到這段已是3月25號了，我還未收到她的郵件。我也沒有 打電話給她的念頭，我相信她會做好的。因為3月20號下午16.06分的時候我發了短信給她：請將播出內容發至……信箱給我，望你們能遵守諾言，播出經過 我同意的內容，不符實際，我會使用我的權利，身為人類要創造祥和的氛圍而不是挑起仇恨，更何況此事關於養育我們的祖國，她縱然有千般不是，誰又會嫌棄自己 的母親呢，更何況我一直都為她驕傲。若不是她的包容和大氣，我怎可能學習到印度王子悉達多的教法，怎可能用儒家提供的常識以及老子的智慧去閱讀人類和其他 生命的情緒，尊重生命和創造生命的價值呢。

從14號開始，我們都能感受到緊張和悲傷的氛圍，連天氣都非常配合。在學校忙碌的我，每天都能感受小娟沉默時候的心痛，她每天都去看新聞，每天傷痕累累地回來，每天都眼睛泛紅，每晚都被噩夢嚇醒……然而我除了祈禱，就在等待，等待太陽和月亮重新回到我們生活當中來。

沒 有來過西藏，或到過西藏旅遊幾天或十幾天的大部分中外旅友對西藏的印象，純樸、善良、敦厚、老實或豪爽、熱情奔放！因為這是一個以佛教為全民信仰的地 方，人們鑒於往昔對佛陀慈悲和智慧的信任，也給了西藏人這樣的信任。而現在發生的事情是正好說明瞭一點，只要是人類都有貪婪和暴力的一面，並不分種族與地 域，當然人類也有善良與光明的面，也不分種族與地域，就看你是否能把傷害人的邪氣降服，把人性好的一面，例如對他人真正的關愛及你原本就擁有的正直和勇氣 表現出來。 雖然安子從14號起就處在極度悲憤中，可即便是這樣14號的晚上還不忘打電話給我們都認識的一個漢族出家人圓若，她和她七十多歲的老母親現在在四川白玉縣 亞青鄉亞青寺學習。安子請她幫忙請亞青寺的全體僧人幫助拉薩祈禱，祈禱這些瘋狂的人類把嗔恨心降到最低，祈禱不要有暴力，祈禱眾生平安。

這 事是15號一早接到圓若師的電話裏獲知的。她問我何時去接那三十個九至十四歲的孩子時順便說了她的感動，我隨即就告訴在我身邊的學生安子老師做的這件 事，讓他們多認識一種偉大，多感受一種感動。 14號是過去了，15號也過去了，接著是16號，我們依然在等待太陽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

這 段日子以來發生的事遠不止這些，但敍述到這裏突然覺得抱歉，我一定讓大家難過了吧。那麼，跟大家分享下我的收穫和喜悅。 借此也順便感謝我的孩子們，他們在此次事件中非常團結，明辨是非，懂得鑒別善惡並且能想到他人，他們給了我驕傲的理由，更堅定了我加緊時間學習為教育奉獻 的信念，也更迫切的想要立刻去將集中在亞青的孩子接回來，早一天讀書，早一天種善因。

在學校文化課老師因此事件均不能來上課時，班幹部們主動承擔起教學任務，不讓任何一個小朋友拉下學習文化的機會。他們之所以會有不浪費小朋友們接受教育的時間的概念，都源於我們的精神導師釋迦牟尼佛。 也因此次事件，我更加體會到實踐佛陀教法的重要性。

我 們不能僅僅幫助物質缺乏的人，精神匱乏才是最可憐的人。如果我有能力再辦一所學校，我希望能幫助象布希和陳水扁這類貪婪、沒有安全感，象比約克這類淺薄 的人（雖然我喜歡她的歌，但這是兩回事），以及此事件中利用無知青少年來達到目的懦弱無恥的成年人，在我眼裏他們才是真正的暴徒也是最可憐的人（可憐之人 必有可恨之處啊）。

我們眼裏所見的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如無知的少男少女、老百姓以及此事件中手持武器傷害他人的出家人（穿了袈裟不見得 就是佛了，亦不見得有文化有修養，佛 教、佛教徒根本就是兩回事，萬不可混為一談。另外，我最初學習佛法的時候，問我西藏老師問題，如何分辨出家人呢？老師回答：遵循佛陀教誨、嚴守戒律的才是 真正的出家人）。

真正的暴徒是具有強悍的貪婪、嗔恨及妒嫉的魔鬼，無知的人類變成達成魔鬼需要的工具，他們挑起人們民族間的仇恨，事情不 是打、砸、燒、殺人就能解決的，如 果這樣能解決問題，那麼這個世界就是強權的世界，你可以用這樣的手段，那麼其他人也可以用。 生活在西藏的人，和這個國家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樣擁有同樣的自由和權利。

並不因為他在這裏生活或者他的民族出生而會有什麼不同，而這點恰恰 是那些居心叵測的人一直想模糊掉的。這次的事件，在我看來，住在西藏的居民是唯一的輸 家，不論施暴者還是受害者，不論哪一個民族（漢、藏還是回）。而這樣的事件，對拉薩，對西藏，對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可以說是一場災難。那些在國外的藏 人、國際輿論、各國政府根本不明真相，或者說根本是在混淆真相，只知道叫囂說什麼鎮壓，什麼血腥暴力，其實真正的兇手正是那些叫囂的最凶的人。

佛教徒講輪回，因此勸人不要殺生，因為六道的任何一個有情都有可能曾經是你的父母，既然這樣，也就有可能這一世的藏族人曾經是漢族或回族，這是佛教徒的宗教情操，所以號稱全民信教的藏族人，從宗教感情上根本不應該仇視其他的民族，除非他是別有用心。

從 世俗的角度來分析的話，從七世紀起本為鄰居的兩個民族由於聯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到了八世紀中爆“安史之亂”，為平定內亂就和趁亂來打劫的吐蕃簽了輸 絹帛割土地的協議，本為漢族居住的地方歸屬吐蕃後就和吐蕃居民生活在一起，但依然互相幫助和睦相處，此時期亦是漢藏混居的高峰期，血統早混合了，從生活和 文化上也已經分不開關係了。

漢藏是個大家庭，大家相親相愛，血濃於水。歐洲人的觀念是小家庭，成家後就離開老人，老人自生自滅或者住老人 院，而東方文明講孝道，一家子住在一起互相幫 助，這種觀念不分漢藏。而老外就不能理解，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別人，就要出錯。 要講歷史，感人的事蹟有很多很多，在這就不多說了。放下身段想想即便再怎麼不高興，看在共同生活了一千多年，也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了至今都讓藏族人驕傲的文 化和物質，而那時不存在任何利益的爭紛，互相尊敬。

即便漢人有地方做得不夠好，也請看在祖先的面上原諒一下，更何況一家人彼此都可能有不 對的地方。不要因為眼前的利益就跟千年來與你半點關係都沒有的人一起 來打自己的親人，指責自己的親人，這讓人太難過。試想一下，如果當年拉薩真的被英國人的槍炮打下來的時候，難道他們就知道保護你們的文化與宗教？想想八國 聯軍入侵北京的歷史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勝利是戰勝自己內心憤怒的魔鬼，一旦你能夠控制憤怒，你所有的敵人也即刻消失。但如果你執著於這樣嗔恨的情緒，即使你成功地發洩了，甚至成功地拿下 全世界，得到的快樂也是短暫的，你的敵人會越來越多，你依然不快樂，然而生命像點燃的油燈，終將會熄滅。

無論什麼理由什麼目的，最終犧牲 的總是只想安寧生活的老百姓。很難過這世界怎麼有這麼多虛榮、貪婪、受魔鬼支配的人類…… 想要活得自在，就轉化自己對生活的態度，學會檢閱自己的內心，從起心動念起，從看人行為入手鑒別善惡…… 我非常愛我的學生，他們隨著這次事件成長，堅定了他們將來要教育他人和、善的信念！

我們希望能做些事，如果獲得醫院的允許，就去照顧在此 事件中受傷的人們，如果得到少管所或監獄的允許，我們要每星期去幫助那些接受勞教的青少年，給他們講 小王子、講佛陀的故事，講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故事…… 如果我們得到失去親人的人們允許，我們將每星期去照顧失去兒女的老人生活，去照顧失去父母的孩子，消除他們內心的傷痛，盡我們所能照顧他們的生活，他們的 心靈。因為我們學校所有學生都知道，無論人類肉體和物質遭受到怎樣的摧毀，我們可以難過、痛苦，但唯一不能被摧毀掉的就是內心的慈悲！ 我們要盡我們所能保護人類內心的善，只是，這項工作是艱巨的。

就我自己而言，由於每天都要進行觀想無常的訓練，至今為止每每觀想往昔的父 母還在六道裏痛苦的流轉就悲傷不已，再想終有一天要跟這一世的家人分開就更加傷 痛。但正因此我就更珍惜活著的每一寸光陰，更加熱愛周圍的一切，我的家人、朋友、我善良、正直、勇敢的孩子們…… 這段時間小朋友們每天都要過來看我，念書給我聽，而我把此重要的任務交給了安子。

現在是2008年3月26日星期三的晚上八點半，小娟在幫助旦晉、吉拉溫習功課。

在 電腦桌前的我邊寫邊聽旦晉同學在念： 次列旦增今天好高興、好高興，他買了筆、尺子、小刀和書包。巴旦久美班有二十五個人，有十個是回族學生，他們很乾淨很乖。旦增旺堆那裏有兩個漢族學生，一 個叫小白一個叫妙妙，她們很漂亮很可愛…… 我們全校師生祈禱：願所有的眾生，沒有例外的，都能獲得幸福快樂！願所有的眾生，都降服偏見，不去分別朋友或敵人！願世間消彌刀兵劫，願有情升起慈心力！

其 實菩薩就在我們身邊，只是被自私蒙住了我們眼睛，看不到而已。而我們的頭頂上一直都閃耀著通往幸福的路徑，只是從不知道尊重生命的我們看不到而已…… 寫這篇文章，為這段非常時期的心情做一個小結，也借此來感謝這段時間來一直關心著我，關心著我的孩子們，關心著整個拉薩事件的朋友們。。。。。

Michel Collon
英譯：John Catalinotto
中譯：葉民靈

究竟用什麼樣的法規去確實（某一民族或某文化群体的）是有否分離權利，或推而廣之以識別人民的自決權呢？有人說，這些法規相當混亂。但倘若我們願相信主流傳媒的說法，那我們就可能會想到：

◇ 在亞洲，西藏人有此權利，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則不會有。

◇在中東，以色列人有，巴勒斯坦人和庫爾德人沒有。

◇ 在非洲，東剛果犯大罪的將軍會有，但西撒哈拉的人民則不會。

◇ 在拉美，富有又右傾的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的各省份（雖然它們既未構成一個民族也遠末算一個文化群体––中譯按）享有此權利，智利、墨西哥等國的原住民（即習慣被稱為「西印第安人」的––中譯按）則享不到。

◇ 在巴爾幹，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有此權利，科索沃內的塞爾維亞族和波斯尼亞族則沒有此權。

◇ 在西歐，芬蘭人大概有此權(因西鄰於俄羅斯––中譯按)，北愛爾蘭和巴斯克人（前者為英國殖民地，後者為西班牙東南的傳統少數民族；而英西皆為歐盟的主要會員國––中譯按）則無權。

真的很複雜，但是否可簡單化一點呢？像這樣：衹有「自已友」才享自決權，餘者一概欠奉。

衹要我們（意指主流傳媒––中譯按）仍在，讓我們用「民主」這類名詞去表示「自已友」，甪「恐佈份子」來形容「反對我們的人」。

這就是政治！當你明白這道理，它就再也簡單不過了！

2008年3月26日

關於內容與作者：

廖偉棠 香港作家、攝影師、自由撰稿人。做過書店店長及雜誌編輯， 得過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臺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 ....等等記不完的獎頂。曾出版詩集有《波希米亞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孤獨的中國》﹑《隨著魚們下沈》﹑《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等等詩集、小說、攝影集和評論集。

• 我一個朋友剛逃出來，小昭寺一帶最嚴重，藏族人有槍，挨戶搜漢族人

• 這次事件最讓我們痛心疾首的是，最底層的藏族人被煽動去對付一直作為他們鄰居的最底層的漢族人和回族人，但他們三者本身就是目前的經濟架構中的最弱者，他們原來同時受著各種特權階層的各種變相剝削。

• 看著電腦裏模糊的影像，反復說：「可他們都是最窮的小生意人啊！」

• 老百姓之間本來也會有矛盾，主要是經濟上的。漢族和回族人更會做生意也更努力做生意，H告訴我，在青藏鐵路通車的前夕，他聽見幾個藏族婦女在議論：「鐵路開通了，外面的人都進來，我們就更沒有活幹了」。大量湧入的四川等西藏周邊地區的生意人，使本地的藏人競爭力大減

• 「西藏無小事」，這是2004年我進去北京的《西藏人文地理》雜誌任藝術總監的第一天，主編告訴我的。西藏的任何事件都牽連莫深，何況今天如此。現在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之後的波動和痛苦的後遺症誰也不能、不敢預測，就像臺灣二二八事件一樣。深深被傷害的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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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惦念著西藏的人們

廖偉棠

3月14日西藏出事的時候，我正好剛到北京，還不知道此事的發生。晚上一個朋友、詩人H發來短訊息，直錄如下：「昨天西藏動亂，很難過」，「喇嘛請願，武警干涉，失控，引發暴亂，藏人燒了警車，縱火，失控了」「幾乎是88年事件的重演，盲目和非理性，很悲哀」「我一個朋友剛逃出來，小昭寺一帶最嚴重，藏族人有槍，挨戶搜漢族人」……詩人H是 北京的朋友中最熱愛也最瞭解西藏文化的一個，他進藏不下二十次，最長時間在西藏呆過兩三年，在他的簡歷裏寫著「西藏也是我的故鄉」。他熟讀不同立場的西藏 歷史：西藏的原始文獻、西方探險家的記述、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官方對解放軍進藏的實錄等等。所以他不同於北京比比皆是的「西藏迷」，他深切地瞭解今天西 藏糾結難解的矛盾，痛苦因此也更深。

作為一個有歷史承擔責任感的知識份子，同時又是一個情感熾烈的詩人，H的 痛苦更多是因為事件當中的人。他也不認同流亡政府，因為流亡政府也是想重新統治和剝削西藏最底層的人民而已，和任何一個政府沒有什麼兩樣，無論天如何變， 苦的永遠是老百姓。這次事件最讓我們痛心疾首的是，最底層的藏族人被煽動去對付一直作為他們鄰居的最底層的漢族人和回族人，但他們三者本身就是目前的經濟 架構中的最弱者，他們原來同時受著各種特權階層的各種變相剝削。

我們在北京通過CNN的網上視頻知道一些現場的消息，看見一個騎著舊摩托車的人被幾個同樣衣衫灰舊的人圍著打，直至倒地也沒敢反抗——他和這些人，前一天可能還在同一家光線昏暗的甜茶館喝茶。H看 著電腦裏模糊的影像，反復說：「可他們都是最窮的小生意人啊！」他的幾個朋友就在事件中心的沖賽康市場開拉麵館，每天只賣三百碗面，事發後躲在麵館閣樓上 兩天，終於碰見沖進來救人的三個武警，於是他們在防暴盾牌的保護下跑到青年路另一邊的安全區——但是其中一人被石頭砸破了腦袋，另一人被不知哪里來的子彈 打傷了小腿。

當然，老百姓之間本來也會有矛盾，主要是經濟上的。漢族和回族人更會做生意也更努力做生意，H告 訴我，在青藏鐵路通車的前夕，他聽見幾個藏族婦女在議論：「鐵路開通了，外面的人都進來，我們就更沒有活幹了」。大量湧入的四川等西藏周邊地區的生意人， 使本地的藏人競爭力大減，雖然大多數的外來生意人都竭力維持與本地人的良好關係，但客觀上的經濟挑戰存在著，還有更多無意中的文化衝突由本來就懸殊的文化 差異而來，官方最不會協調的就是這種深層的文化差異，他們的不變通的態度最後兩不討好，藏人覺得遭受了粗暴的漢化，漢人又覺得藏文化是純粹神秘和黑暗的， 敬而遠之，誰也不想好好瞭解對方。因此，矛盾一觸即發，喇嘛的事件提供了最理直氣壯的契機。

現在事件「平息」下來了，H的擔心從那些被困的漢族朋友身上轉移到他那些有可能被牽連的藏族朋友身上，因為後者很可能會被政府的反擊行動所波及，原本的傷口將更深。H痛心於1988以來一點點修復起來的兩族人民之間的友誼毀於一旦，這種微妙的關係是在民間的交流中自然而艱難地生成，難以用行政手段再度修補回來。

在北京惦念著西藏的人還有許多，不只是那些惦念著美景的藏地旅遊背包客和雪山「征服」者。女導演Y跟詩人H一樣惦念著西藏的人，在我接到H的短訊之後兩個小時我接到Y的電話，她說她的心情很低落很難受、難以排解。我約Y出來一起去我們共同朋友音樂家J的實驗音樂會，持續的低頻電波產生的氛圍音樂、泥石俱下般的效果器混音、錯亂的電腦生成節拍……這些後現代的聲音都離遠方雪域中的蕭殺氣氛甚遠，雖然當晚這些聲音都不只一次地令我想起雪暴和寺院裏的法器舞。最後Y還是忍不住離去，「心情太難受了」她對我說。Y並不是一個藏文化的沉迷者，她原先是一個被標籤為「叛逆」的女作家，在她的Blog裏她還笑話過她那些去過一次西藏就聲稱要「皈依」西藏文化的朋友，但今天晚上她告訴我她那些朋友大多都在西藏留了下來，而且成為了她最好的朋友。這一天，她在拉薩的朋友電話一直沒有打通。

她沒有「皈依」，當然我也沒有。我甚至至今沒有去過拉薩，只是去過周邊一些大範圍的藏文化地區如甘南、青海、中甸、維西等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想在拉薩碰見各種各樣以「皈依」為藉口尋找短暫的心靈慰籍的西藏迷。2005年我和上文提到的音樂家J一起去了甘南夏河的藏傳佛教大寺拉卜楞寺，那是藏傳佛教的最高學府，追求學問的喇嘛都要來這裏完成他們的高端修行。我和J來此地調查記錄藏傳佛教的音樂修行，J同時還為學習藏傳佛教密宗下續部「喉音」，即念經時低沉綿長而波動的泛音。夏河拉卜楞，從此成為我和他心靈深處一方乾淨地。但是這次事件中，夏河也成為拉薩以外另一大騷動地，網路上的畫面和我記憶中的晴雪朗照、冰河春融大不一樣。J的反應比H和Y冷靜很多，他認為這是必然發生的事情，只是遲早罷了，他和我們一樣最擔心傳統藏文化會否受到更大的壓制。畢竟保存了精神的民族才真正長存，換言之，藏文化的傳承者應該憐憫我們這些漢文化的傳承者，因為在他們那裏傳統的精華頑強地被保存著，而不是像我們這樣主動地丟棄著。

「西藏無小事」，這是2004年 我進去北京的《西藏人文地理》雜誌任藝術總監的第一天，主編告訴我的。西藏的任何事件都牽連莫深，何況今天如此。現在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之後的波動和痛 苦的後遺症誰也不能、不敢預測，就像臺灣二二八事件一樣。深深被傷害的是人民——輾轉在歷史巨輪中的無所適從的塵土一顆，以及我們這些被此紅塵照拂過的從 此惦念和感恩的人們。

拉薩來信

1

你路過了長江，浪花

仍然在漩渦中游泳；

你的火車已經到達江西，

陽光和桃樹仍然種遍了山野。

但這裏，拉薩早已合上了她的夜幕

在沸騰的海幡裏，在煙火熏黑

的鳥巢裏，在孩子籠入袖中的

金色小髒手裏。拉薩的鳥以什麼為食？

2

小卓瑪的窗子關不上

在風中不停地唱：一條路

穿過沖賽康，沒有盡頭，四通八達

奔跑的青年將在這裏流盡了汗。

拉薩早已合上了她的夜幕。

火星跳起來，在每個人額上烙印；

你路過了拉薩，路過沖賽康，

你吃的青稞面是苦的，你手中也有火星一枚。

2008.3.19.

III. 退出封建制度

在香格里拉的神話裡面，舊西藏的人民與他們寺院的和世俗的領主們處於一種滿足而平靜的共處之中。富有的喇嘛和貧窮的和尚，富有的領主和一貧如洗的農奴都被捆在一起，共同被一種深深的精神的，和平的文化所熏陶，安慰和支持著。

這讓我們想起了理想化的封建歐洲。這種歐洲被後日的如G.K.切斯特爾頓(G. K. Chesterton)和希拉裡‧貝羅克(Hilaire Belloc) 這樣的保守主義天主教徒們所兜售。對於他們來說，中世紀的基督教統治是這樣一個世界：心滿意足的農民們生活在他們的教堂的安全擁抱之下，並處於他們的領主們多多少少善意的保護之下。〔⁵⁵〕 再一次的，我們被邀請接受一種特定的，處於理想形式的，與它的模糊的物質歷史相分離的文化。這意味著把它將以它的最大利益獲得者所描繪的形式被接受下來。就如田園牧歌般的中世紀歐洲與史實相去甚遠一樣，西藏的香格里拉形象與史實也毫不相似的。

在它所有的陰暗事實已被審視之後，舊西藏確認了我在前面的一本書中所表述的觀點，即文化是中性的。文化能夠為一大堆嚴重的不正義披上合法的外衣，使得社會的一小部分人以社會的其他人為巨大代價獲得特權。〔⁵⁶〕 在政教合一的封建西藏，統治階級有意地操縱傳統文化以使他們自己的財富和權力得到加強。神權統治把任何的反抗思想和行動等同於魔鬼的影響。它宣揚地主的無上權力和農民的毫無價值，把這個作為天經地義的基本假設。富人被說成是應得他們舒適的生活，而低下的窮人被說成是應得他們悲慘的生活，所有的這些都被解釋為前世積累的善惡的因果報應，是神的意志的一部分。

那麼這些更富有的喇嘛們就只是一些嘴上說一套，背地裡做一套的偽君子嗎？更有可能的是，他們是真心誠意地相信這些給他們帶來良好結果的信仰。他們的神學是如此完美地支持他們的物質特權；這一事實只是更加強了他們信仰的真誠度。

也許可以說我們這些現代世俗社會下的居民們不能理解幸福，痛苦，滿足以及風俗這一方程式。這一方程式刻畫了一個更傳統的精神社會。這也許是對的，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什麼我們中的一些人要把這些社會理想化。但是，挖出的眼就是挖出的眼；鞭撻就是鞭撻；對農奴和奴隸的殘酷剝削就是一種野蠻的階級不公正，無論它的文化包裝紙是什麼。在精神束縛和人身束縛之間有一個區別，即使在兩者並肩而存時。

許多普通的西藏人想要達賴喇嘛回到他們的國家，但是看起來沒有多少人想要回到他所代表的社會秩序。華盛頓郵報一個1999年的報導注意到達賴喇嘛在西藏繼續受到尊崇，但是

「…沒有多少西藏人願意歡迎那個在1959年隨著他逃亡的，組成他大部分顧問的，腐朽的貴族階層的回來。例如，許多西藏農民，對把他們在中國的土地改革中獲得的土地歸還給貴族階層毫無興趣。西藏的前奴隸說他們也不想他們的前主人們重掌權力。『我已經在以前過了一次那種生活了，』 旺秋　（Wangchuk），一個67歲的前奴隸說道。他正穿著他最好的衣服去日喀則，藏傳佛教最神聖的聖地之一，進行每年一次的朝聖。他說他崇拜達賴喇嘛，但是補充道，『也許我在中國的共產主義之下並不自由，但是我比我在是一個奴隸的時候好多了。』」〔⁵⁷〕

值得注意的是達賴喇嘛並非唯一的在孩提時代就被作為轉世重生而挑選的高級喇嘛。在大多數的寺院裡，我們都能發現有一兩個轉世的喇嘛或者是活佛 -- 一個有著特別的純潔性的精神教師，被選出來作一次又一次的重生 -- 主持著寺院。這種活佛制度是藏傳佛教獨有的。許多西藏的喇嘛們都聲稱是轉世的活佛。

第一個活佛是一個被稱作喀瑪巴的喇嘛，他先於第一個達賴喇嘛三個世紀出現。喀瑪巴是藏傳佛教喀瑪噶舉教派的領袖。由達賴喇嘛領導的格魯巴教派的崛起導致了它與噶舉教派長達五百年的政治與宗教的競爭，並在今天的西藏流亡社區裡繼續著。就算噶舉教派在過去的三十五年間變得有名，在世界各地開設了六百多個新的中心，也對局勢沒有太大的幫助。

恩裡克‧卡倫(Erik Curren) 提醒我們，對活佛的尋找並非總是以好萊塢電影描述的那種純粹的精神方式所進行的：「有時候，寺院的官員們想要從當地有勢力的貴族家庭中挑選一個孩子，以便給寺院更多的政治影響力。其它的時候他們想要從一個出身卑微的家庭中挑選一個孩子，以便使孩子的成長不受任何家族的影響。」 在其它場合下，「一個當地的軍閥，中國的皇帝，甚至是遠在拉薩的達賴喇嘛的政府都有可能出於政治原因(試圖) 把自己的人選強加於一個寺院。」〔⁵⁸〕

這也許就是十七世喀瑪巴是如何被挑選的。他流亡中的寺院是 隆德寺 (Rumtek), 在印度北方的錫金國(Sikkim) 。在1993年，喀瑪噶舉教派的僧侶們有了一個他們自己的侯選人。達賴喇嘛，和其它許多持不同意見的喀瑪噶舉的領導人(還有中國政府的支持!) 推舉另外一個男孩。噶舉教派的僧侶們指控達賴喇嘛越權試圖挑選一個他們教派的領導人。「無論是他的政治地位還是他作為一個格魯教派的喇嘛的地位，都沒有賦予他權力來挑選喀瑪巴，一個另外教派的領導人…」〔⁵⁹〕 正如一個噶舉教派的領導人所堅持的那樣，「『法』(Dharma) 是關於你自己如何去思考。它不是自動地在每一個方面服從一個老師，無論這個老師是多麼的受尊敬。佛教徒應該比別人更尊重他人的權利 -- 他們的人權和宗教自由。」〔⁶⁰〕

隨後發生的是在西藏流亡社區的長達十幾年的衝突，值得一提的包括有時斷時續的暴亂，恐嚇，人身攻擊，列上黑名單，警察的騷擾，法律訴訟，官員的貪腐，和格魯巴教派支持者對喀瑪巴教派的隆德寺院的掠奪與破壞。所有的這一切都使得至少一個西方的信仰者懷疑，是否多年的流亡正在加快藏傳佛教在道德上的腐敗。〔⁶¹〕

清楚的是並非所有的西藏佛教徒都接受達賴喇嘛作為他們神學上的和精神上的領袖。儘管他被稱為「西藏的精神領袖，」 許多人把這個頭銜看作一種形式。這並沒有賦予他對於在西藏的四個宗教學院的任何權威，除了他自己的格魯巴教派以外，「就像把美國總統稱為『自由世界的領導』 一樣，這並沒有賦予他統治法國或者德國的角色。 」〔⁶²〕

並非所有的西藏流亡者都迷戀舊的香格里拉神權統治。金‧劉易斯(Kim Lewis), 一位在加州伯克萊跟隨一個佛教和尚研究治療方法的女士，曾有機會與超過一打的住在這個和尚樓裡面的西藏婦女進行長時間的談話。當她問她們是否想要回到她們的祖國的時候，情緒都是負面的。最初，劉易斯以為她們的不情願來自於中國的佔領，但是她們很快就告訴她不是這樣。她們說她們很感激「不用和四五個男人結婚，幾乎在全部的時間裡都在懷孕，」 或者是處理從一個不忠的丈夫那裡傳來的性病。更年輕的婦女「很高興得到教育，不用和宗教打任何的交道，並很疑惑美國人為什麼(對西藏) 如此天真。」〔⁶³〕

這些被劉易斯採訪的婦女們講述了她們的祖母們從僧侶那裡作為「智慧女」得來的苦難。這些祖母們被告知，通過與僧侶睡覺，她們會獲得「啟蒙的方法」-- 畢竟，連佛祖他自己連都要和一個女人合體才達到了徹悟。

這些婦女還提到，在那些所謂靈性與有節制的格魯教派僧侶之間，卻進行著「狂野的」 性行為。那些曾是母親的婦女們苦澀地談到在西藏的時候，寺院是如何沒收她們年幼的兒子們的。她們聲稱當一個男孩哭著喊媽媽的時候，他就會被告知「你為什麼要喊她，她拋棄了你 -- 她只是一個女人。」

這些在加州獲得政治避難的僧侶們要申請公眾的援助。劉易斯，她自己也一度是個投身者，就會幫忙填表格。她觀察到這些僧侶繼續從政府那裡接受每月500到 800美元的支票，還有醫療保險。除此之外，這些和尚們還免費住在裝修很好的公寓裡。「他們不用付水電費，在給他們提供的電腦上有免費的互聯網，還有傳真機，免費的手機，座機和有線電視。」

他們每月還收到他們教派的款項，還有來自於美國信徒們的貢獻和捐獻。有些信徒們為這些和尚誠摯地跑腿，包括買菜和清潔他們的公寓與廁所。同樣是這些聖人們，劉易斯評論到，「對於批評美國人『對物質的迷戀』， 一點問題也沒有。」〔⁶⁴〕

歡迎舊的封建神權統治在西藏的結束，並不等於對中國加於這個國家的統治的方方面面都歡呼鼓掌。這一點很少被今天西方的香格里拉信仰者所理解。反過來也對：要譴責中國的佔領也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把以前的封建制度給浪漫主義化。西藏人值得被看作實實在在的人，而非完美的精神主義者或者無辜的政治符號。「把他們理想化，」 馬健是一個曾到過西藏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現居於英國) ，說道，「就是否認他們的人性。」〔⁶⁵〕

西方的佛教徒們常常抱怨西藏的宗教文化正在被中國佔領所損害。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的。許多寺院都被關閉了，這個神權統治的大部分看起來已經成為歷史。

中國的統治是帶來了進步還是災難不是這裡的中心話題。問題是舊西藏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和社會。我在這裡打破的是那種設想中的，在(中國)入侵之前的文化中那種純淨的精神屬性。我們可以擁護一個有著宗教自由和獨立的新西藏，而不必維護關於舊西藏的神話。西藏的封建主義被籠罩於佛教之中，但是兩者並不等同。事實上，舊西藏不是一個失樂園。它是一個倒退的，壓迫性的神權統治，充滿了極端的特權和貧窮，遠非香格里拉。

最後，讓我們說，如果西藏的未來將在中國正出現的自由市場的天堂中找到一席之地的話，這對於西藏人來說也許並非適合居住。中國誇耀著眩目的百分之八的經濟增長率，並以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力量之一的面目出現。但是隨著經濟增長的，還有日益增加的貧富差距。許多中國人生活接近於貧困線或者低於貧困線。而一小群新生的資本家靠著官商勾結獲利不菲。地方的官僚們把鄉村搾乾，從大眾中巧取豪奪，並掠奪當地的財政。在城市和農村裡，以大眾為代價的土地掠奪被貪婪的地產商和腐敗的官員們每日進行著。上萬的草根階層舉行抗議，騷動在全國各地發生。這些通常都會遭到毫不留情的警察力量。腐敗是如此無所不在，以至於最自滿的國家領導人也被迫注意到這一點並開始在2006年後期反腐。

中國的工人如果試圖在公司主宰的「工業園區」 裡組織工會的話，就會有失去工作或者被毆打和監禁的危險。數百萬的工業園區工人們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以掙得微薄的工資。隨著醫療系統的私有化，數百萬的人不再享有免費的或者負擔得起的醫療照顧。男人們衝進城市裡尋找工作，把日益貧困的農村留給女人，小孩，和老人。自殺率急劇上升，尤其是在女人之中。〔⁶⁶〕

中國的自然環境不幸被污染了。許多著名的河流和湖泊都死去了，因被倒入數十億噸的工業排放和未經處理的人類廢物，令大量的魚類死亡。含有殺蟲劑和除草劑的有毒廢水，滲入地下水或者直接進入灌溉河道。沿水系的癌症發生率飛昇到一千倍。數億的城市居民呼吸著不健康而危險的空氣。這些空氣受工業增長和最近增加的數百萬的轎車所污染。政府的環境部門沒有執法權來制止污染者，而政府通常忽視或者否認這些問題，而把注意力放在工業增長上。〔⁶⁷〕

中國自己的科研機構報告說除非溫室氣體得到控制，這個國家在未來的歲月裡將面臨巨大的農作物歉收和災難性的食物與食水短缺。在2006-2007年，嚴重的乾旱已經降臨到了中國西南部。〔⁶⁸〕

如果中國是快速發展的自由市場的一個成功故事，並且將成為西藏未來的榜樣和啟示的話，那麼舊西藏也許的確開始看起來比它實際上的好得多。

(全文完)

註釋：

0. 原譯文的標題是「友好的封建制度：西藏之謎」。現標題是編者修改的，因為似乎這更能夠描述到當今主流意識形態對西藏封建主義歷史的故意緘默。

1. Mark Jue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6, 112-113, 157.

2. Kyong-Hwa Seok, "Korean Monk Gangs Battle for Temple Turf," San Francisco Examiner, 3 December 1998.

3.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25, 2006.

4. Dalai Lama quoted in Donald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5.

5. Erik D.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Uncovering Corruption at the Heart of Tibetan Buddhism Today (Alaya Press 2005), 41.

6. Stuart Gelder and Roma Gelder, The Timely Rain: Travels in New Tibet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4), 119, 123; and Melvyn C.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6-16.

7.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50.

8. Stephen Bachelor, "Letting Daylight into Magic: The Life and Times of Dorje Shugden," Tricycle: The Buddhist Review, 7, Spring 1998. Bachelor discusses the sectarian fanaticism and doctrinal clashes that ill fit the Western portrait of Buddhism as a non-dogmatic and tolerant tradition.

9. Dhoring Tenzin Paljor, Autobiography, cited in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8.

10. Pradyumna P.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The Impact of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on the Landscape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6), 64.

11. See Gary Wilson's report in Worker's World, 6 February 1997.

12.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62 and 174.

13. As skeptically noted by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9.

14. Melvyn Goldstein, William Siebenschuh, and Tashì-Tsering,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ì-Tsering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 香港明鏡出版社中文版題為《西藏是我家》，扎西次仁口述，梅爾文‧戈爾斯坦和威廉‧司本石初執筆，中文譯者是楊和晉博士

15.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10.

16.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5 and passim.

17. Anna Louise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Peking: New World Press, 1959), 15, 19-21, 24.

18. Quoted in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25.

19.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31.

20.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75-176; and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25-26.

21.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13.

22. A. Tom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rev. ed. (Armonk, N.Y. and London: 1996), 9 and 7-33 for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feudal Tibet; see also Felix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241-249;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3-5; and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passim.

23. Strong, Tibetan Interviews, 91-96.

24. Waddell, Landon, O'Connor, and Chapman are quoted in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123-125.

25.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2.

26. Heinrich Harrer, Return to Tibet (New York: Schocken, 1985), 29.

27. See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2); and William Leary, "Secret Mission to Tibet," Air & Space, December 1997/January 1998.

28. On the CIA's links to the Dalai Lama and his family and entourage, see Loren Coleman, Tom Slick and the Search for the Yeti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9).

29. Leary, "Secret Mission to Tibet."�

30. Hugh Deane, "The Cold War in Tibet,"� CovertAction Quarterly (Winter 1987).

31. George Ginsburg and Michael Mathos Communist China and Tibet (1964), quoted in Deane, "The Cold War in Tibet." Deane notes that author Bina Roy reached a similar conclusion.

32. See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248 and passim; and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passim.

33. Harrer, Return to Tibet, 54.

34.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36-38, 41, 57-58; London Times, 4 July 1966.

35. Gelder and Gelder, The Timely Rain, 29 and 47-48.

36. Tendzin Choegyal, "The Truth about Tibet," Imprimis (publication of Hillsdale College, Michigan), April 1999.

37.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52-53.

38. Elaine Kurtenbach, Associate Press report, 12 February 1998.

39.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47-48.

40.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8.

41. San Francisco Chonicle, 9 January 2007.

42.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Lawyers for Tibet, A Generation in Peril (Berkeley Calif.: 2001), passim.

43.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Lawyers for Tibet, A Generation in Peril, 66-68, 98.

44. im Mann, "CIA Gave Aid to Tibetan Exiles in '60s, Files Show," Los Angeles Times, 15 September 1998; and New York Times, 1 October, 1998.

45. News & Observer, 6 September 1995, cited in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3.

46. Heather Cottin, "George Soros, Imperial Wizard," CovertAction Quarterly no. 74 (Fall 2002).

47.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51.

48. Tendzin Choegyal, "The Truth about Tibet."�

49. The Dalai Lama in Marianne Dresser (ed.), Beyond Dogma: Dialogues and Discourses (Berkeley, Calif.: North Atlantic Books, 1996)

50. These comments are from a book of the Dalai Lama's writings quoted in Nikolai Thyssen, "Oceaner af onkel Tom," Dagbladet Information, 29 December 2003, (translated for me by Julius Wilm). Thyssen's review (in Danish) can be found at http://www.information.dk/Indgang/VisArkiv.dna?pArtNo=20031229154141.txt.

51. "A Global Call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Workplace,"� New York Times, 6 December 2005.

52.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4 January 2007.

53.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5 November 2005.

54. Times of India 13 October 2000; Samantha Conti's report, Reuter, 17 June 1994; Amitabh Pal, "The Dalai Lama Interview," Progressive, January 2006.

55. The Gelders draw this comparison, The Timely Rain, 64.

56. Michael Parenti, The Culture Struggle (Seven Stories, 2006).

57. John Pomfret, "Tibet Caught in China's Web,�" Washington Post, 23 July 1999.

58.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3.

59.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13 and 138.

60.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21.

61. Curren, Buddha's Not Smiling, passim. For books that are favorable toward the Karmapa appointed by the Dalai Lama's faction, see Lea Terhune, Karmapa of Tibet: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4); Gaby Naher, Wrestling the Dragon (Rider 2004); Mick Brown, The Dance of 17 Lives (Bloomsbury 2004).

62. Erik Curren, "Not So Easy to Say Who is Karmapa," correspondence, 22 August 2005, www.buddhistchannel.tv/index.php?id=22.1577,0,0,1,0.

63. Kim Lewis, correspondence to me, 15 July 2004.

64. Kim Lewis, correspondence to me, 16 July 2004.

65. Ma Jian, Stick Out Your Tongue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6).

66. See the PBS documentary, China from the Inside, January 2007, KQED.PBS.org/kqed/chinanside.

67.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9 January 2007.

68. "China: Global Warming to Cause Food Shortages,"� People's Weekly World, 13 January 2007

II. 世俗化和精神化

在 中國共產黨政府於1951年進入這個西藏地區之後，西藏又發生了什麼呢？在那一年達成的條約下，達賴喇嘛取得了一個在他統治下體面上的自治，但中國卻得到軍事上的控制權和獨享的對外交涉權。中國人還在內部管理上取得「推動社會改革」 的直接角色。在他們帶來的最早的變化之中，包括降低高利貸，修建醫院和道路。最初，他們前進得很慢，主要依賴於通過說服來影響重建。沒有貴族或者寺院的財產被沒收，封建領主們繼續統治著他們從世襲制而得來的農民。「和西方流行的觀點相反」 ，一個觀察者宣稱，中國人「小心地對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表示出尊重。」〔²⁵〕

幾個世紀以來，西藏的領主和喇嘛們看著中國人來了又走。他們與蔣介石大總統和他反動的國民黨統治維持著良好的關係。〔²⁶〕 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承傳都要取得國民黨政府的同意。當現在的十四世達賴喇嘛首次在拉薩加冕時，根據長達幾個世紀的傳統，是由中國的軍隊和一個出席的中國部長所主持的。使得1950年代早期的西藏領主和喇嘛們不安的是，最近來的這些中國人是共產主義者。他們擔心，這些共產主義者把他們的集體主義平等制度強加於西藏只是遲早問題。

問題在1956-1957年間集中爆發了。武裝的西藏人團體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哨隊。這次叛亂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大力支持，包括軍事訓練，在尼泊爾有支持的營地，以及無數的空投。〔²⁷〕 同時在美國，美國自由亞洲協會，一個中情局資助的幕前組織，大力地宣傳了西藏人的抗爭。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居美诺布，在這個協會裡扮演著活躍的角色。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早在1951年就與中情局建立了情報合作。他後來把這種合作升級為由中央情報局訓練的游擊隊，並把招募到的隊員空投回西藏。〔²⁸〕

許多被中央情報局空投回西藏地區的藏族別動隊員和特務是貴族團體的首領或者首領們的兒子。根據中情局自己的一個報告，他們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從此再無音訊，意味著他們極有可能被抓住並處決了。〔²⁹〕 休.迪恩(Hugh Deane) 寫道：「許多喇嘛和精英階層的世俗成員以及大部分的西藏軍隊都參加了叛亂，但是民眾的主要部分卻沒有參加。這確保了叛亂的失敗」。〔³⁰〕 在他們關於西藏的書中，金斯伯格和馬瑟斯(Ginsburg and Mathos) 得到了一個類似的結論：「就能夠被確認的來講，拉薩和毗鄰地區的絕大多數人民都沒有參加到反對中國人的戰鬥中，無論是戰鬥首次爆發的時候，還是當戰鬥發展的時候。」 〔³¹〕 最終，抵抗被粉碎了。

無論1959年之後中國人做了什麼樣的錯事，引入了什麼樣的新壓迫，他們的確廢除了奴隸制度和西藏有勞無酬的農奴制。他們廢除了許多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稅收，開始了工程項目，並極大的減少了失業和乞討。他們建立了世俗的學校，從而打破了寺院對教育的壟斷。他們還在拉薩修建了自來水和電力系統。〔³²〕

海因裡希.哈爾(Heinrich Harrer) (此人後來被揭出是希特勒黨衛軍的中士) 寫了一本關於他在西藏的經歷的暢銷書。此書後來被製作成一部流行的好萊塢電影（即《西藏七年》，又譯《火線大逃亡》-- 編者)。他提到那些反抗中國人的西藏人「占壓倒性多數的是貴族，半貴族，和喇嘛們；他們 (在被解放軍捸獲後-- 編者)被勒令做一些最低下的工作來作為懲罰，包括做築路和橋樑的工作。他們還被驅使在遊客到來之前清掃城市，這對他們是進一步的羞辱。」 他們還不得不居住在最初為乞丐和流浪者所建立的營地之中 -- 所有的這些都被哈爾用來證明中國侵佔西藏的可怕本質。〔³³〕

到1961年，中國佔領當局剝奪了領主和喇嘛們的土地財產。他們把數千英畝的土地分給了佃農和無地的農民，並把他們重新組織在數百計的公社內。曾被貴族們擁有的畜群被交給了貧窮的牧人合作衽。牲畜的飼養得到提高，新品種的蔬菜，新品種的大麥和小麥被引進，還有灌溉的提高。所有的這些據報導都導致了農業產量的提高。 〔³⁴〕

許多農民還是如以前那樣相信宗教，並給神職人員捐獻。但是曾在孩提時代被強徵入寺院的僧侶們現在卻可以自由的拋棄修道院的生活。數千的人這麼做了，尤其是那些年輕的僧侶們。剩下的神職人員靠著政府不多的供養和在婚喪嫁娶上做祈禱儀式掙到的額外收入而生活。〔³⁵〕

達賴喇嘛和他的顧問兼最小的兄弟 丹增曲傑 (Tendzin Choegyal)，聲稱「超過一百二十萬的西藏人因為中國的佔領而死。」〔³⁶〕 發佈於1953年的官方人口數據 -- 這是在中國鎮壓之前的六年--記錄了在西藏居住的總人口是一百二十七萬四千。〔³⁷〕 其他的統計數據把西藏的人口放在大概兩百萬左右。如果中國人在1960年代早期殺害了一百二十萬人，那麼幾乎西藏的所有地區都會荒無人煙，被變成點綴著死亡的集中營和集體墳墓的殺戮之地 -- 但這些我們都沒有找到證據。在西藏的分佈稀薄的中國力量是沒有可能把這麼多人集中起來，一個個追捕住，然後處決的，即使他們什麼其他事都不幹。

中國當局宣稱已經廢除了把鞭撻，傷殘和截肢作為刑事犯罪的懲罰的形式。但他們自己卻被流亡的藏人指控犯有暴行。政府當局的確承認「錯誤，」 尤其是在1966-76年的文革期間。在此期間，對宗教信仰的迫害在中國和西藏都達到了高潮。在1950年代後期的叛亂之後，數千的藏人被監禁。在大躍進期間，集體化和農作物種植被強加於西藏農民，有時對產量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在197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放鬆控制「並試圖修補在之前二十年間造成的破壞。」〔³⁸〕

1980年，中國政府開始了據報導是設計為賦予西藏更大程度的自治和自我管理的改革。西藏人將能夠被允許種植自留地，出售多餘的收穫，自己決定種植什麼作物，並保有耗牛和羊。和外部世界的通訊被再次允許，邊境控制也被放鬆，允許藏人訪問流亡在印度和尼泊爾的親戚。〔³⁹〕到1980年代許多主要的喇嘛們都開始在中國和海外流亡社區之間往返，「恢復他們在西藏的寺院和幫助復興那裡的佛教。」〔⁴⁰〕。

到2007年為止，藏傳佛教仍然被廣泛地實踐和被官方所容忍。宗教朝聖和其他形式的膜拜也被允許，但是在一定限度之內。所有的僧尼都必須簽署一份效忠書，保證他們不會用他們的宗教地位來醞釀分裂和不同政見。同時，展示達賴喇嘛的照片被宣佈為非法。〔⁴¹〕

在1990年代，漢族，占中國巨大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種族，開始以大量的數目進入西藏。在拉薩和日喀則的大街上，漢族殖民的標記隨處可見。中國人擁有工廠和許多的商店攤位。高大的辦公樓和大的購物中心被建立起來。這些項目花費的資金也許可以被用來修建水處理工廠和住房。中國在西藏的幹部常常把他們的西藏鄰居看作落後而懶惰，需要經濟發展和「愛國主義教育。」 在1990年代，西藏政府中被懷疑藏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僱員被從職位上清洗出去，同時詆毀達賴喇嘛的運動也再次被發起。據報導，那些進行分裂主義活動和「政治顛覆」 的藏人遭到逮捕，監禁，和強迫勞動。有些人被行政監禁，缺乏足夠的食物，水，和毛毯，遭到威脅，毆打，和其他的虐待。〔⁴²〕

西藏的歷史，文化，毫無疑問的還有宗教，在學校裡被輕視了。教學材料，儘管被翻譯為藏文，主要集中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允許藏族家庭有三個小孩。(全中國的漢族家庭只允許生育一個小孩，農村漢族家庭允許有兩個小孩，如果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孩的話。) 如果一對藏族夫婦超過了三個小孩的限制，多餘的小孩會被取消日托，醫療照顧，住房，和教育。這些懲罰的執行並不固定，並隨地區而不同。〔⁴³〕 需要注意到的是，所有的這些小孩福利，在中國佔領之前都是沒有的。

(帕蘭梯在上兩段引文內引用的資料，來源是「支持西藏國際律師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Lawyers for Tibet, 後改名為 「西藏正義中心」Tibet Justice Center ]。根據與中國國務院關係密切的「中國人權總會」(Human Rights Society of China) 認為，這個「支持西藏國際律師委員會」是美國情報機構在1949年為了進行反共活動而成立的，它從東歐國家召務特工；從1958年到1964年，中央情報局總共它革供了650,000元的經費 。根據獨立的研究資料顯示，「西藏正義中心」曾從中情局的外圍組織「全國民主捐贈*?v(National Endowmentfor Democracy, NED) 收取經費。資料來源：Strategy Page 網站:- http://www.strategypage.com/及 Global Reserach 網站 :-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6530 -- 編者按)

對於 富有的喇嘛和世俗的領主們，共產黨的干涉無疑是一個無法化解的災難。他們中的許多人逃離到海外，就如達賴喇嘛自己一樣。達賴的逃亡受到了中情局的幫助。許多人驚恐地發現他們將不得不工作來養活自己。但是許多人卻逃脫了那個命運。根據美國國務院1998年公佈的文件，直至1960年代，西藏流亡社區每年從中央情報局得到一百七十萬美元的秘密撥款。當這一事實被公佈之後，達賴喇嘛的組織自己發表了一份聲明，承認它在1960年代從中情局那裡接受了數百萬美元的資助，來向西藏輸送武裝的流亡分子以破壞毛分子的革命。達賴喇嘛每年從中情局的收入是十八萬六千美元。印度情報局也資助了他和其他的西藏流亡者。他拒絕說他或者他的兄弟們是否為中情局工作。中情局也拒絕評論。〔⁴⁴〕

1995年，北卡羅萊那州的拉裡新聞和觀察者報( the News & Observer of Raleigh) , 於頭版發佈了一幅達賴喇嘛被反動的共和黨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 所擁抱的彩色照片。「佛教徒抓住了維護宗教右派的英雄。」〔⁴⁵〕在1999年四月，和瑪格麗特‧撒切爾 ，教皇保羅二世，以及第一個喬治.布什一起，達賴喇嘛呼籲英國政府釋放正在訪問英國的奧古斯都‧皮諾切特，智利的前法西斯獨裁者和中情局的長期客戶。達賴喇嘛敦促不要強迫皮諾切特去西班牙接受關於他反人類罪的審判。

進入二十一世紀，通過象全國民主捐贈會和其他一些這樣比中情局更受尊重的組織，美國國會繼續向在印度的藏人每年撥款兩百萬，並額外向在西藏流亡社區內部的「民主活動」 提供數百萬撥款。除了這些資金，達賴喇嘛還從金融家喬治‧索羅斯那裡接受金錢。〔⁴⁶〕

無論達賴喇嘛和中央情報局以及各種各樣的反動分子有何種瓜葛，他的確經常談到和平，愛，和非暴力。他自己在流亡之時只有二十五歲，並不能因西藏古代統治的殘酷而被責難。在一個1994年的採訪中，他談到他支持在他的國家裡修建學校和道路。他還說有工無酬的農奴制和某些強加於農民的稅收「 非常的壞。」 他還不喜歡人們被一代傳一代的債務所壓垮。〔⁴⁷〕在他居住在西方世界的半個世紀裡，他擁抱了例如人權和宗教自由的觀念。這些觀念在舊西藏是大多不為人知的。他甚至提出在西藏實行民主，擁有憲法和代議制議會。〔⁴⁸〕

在1996年，達賴喇嘛發佈了一項聲明。這項聲明對於流亡社區來說一定產生了讓人不安的震撼效果。它部分地提到：「馬克思主義建立於道德原則之上，而資本主義只關心收入和利潤。」 馬克思主義擁護「對生產資料的平等使用」 並且關心「工薪階層的命運」 和「剝削的受害者。出於這些理由，我喜歡這個體系，並且…我把自己看作一半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另半個是佛教徒。」〔⁴⁹〕

但是他也向「那些生活富足的人們」 發出了一個安慰的信息：「有錢是一件好事。…這些是行動應得的果實，是他們在過去慷慨的證明。」 而對於窮人，他發出如下警告：「沒有什麼理由對那些有財產和財富的人感到嫉妒而對他們發起反叛。…最好發展一種正面的態度。」〔⁵⁰〕

在2005年，與聯合國的《世畀人權宣言》相呼應，達賴喇嘛和其他十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簽署了一份被廣泛宣傳的聲明，支持全世界工薪階層「不可剝奪的和基本的人權」 ，支持他們成立工會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在許多國家裡「這種基本權利未被妥善保護，在有些地方被明確地禁止或者野蠻地壓迫，」 這份聲明說道。緬甸，中國，哥倫比亞，波斯尼亞，和一些其他的國家被作為最壞的破壞者單獨提了出來。甚至美國也「未能足夠保護工人形成工會並集體討價還價的權利。成百萬的美國工人缺乏法律保護來成立工會…」〔⁵¹〕

達賴喇嘛還全力支持取消制止西藏尼姑接受教育的根深蒂固的傳統障礙。在才開始流亡時，沒有幾個尼姑能夠讀寫。在西藏，他們的活動主要是整日的祈禱和吟唱。但是在北印度，他們現在開始閱讀佛教哲學並捲入神學學習和辯論，這些活動在舊西藏只是對和尚們開放的。〔⁵²〕

2005年11月，達賴喇嘛在斯坦福大學發表演講《非暴力之心》。但是他卻沒有明確譴責所有的暴力。那些為了減少未來的苦難而犯下的暴力行動不必被譴責，他說道，並引用二戰來作為一個為了保護民主而作出的值得的努力。那麼對於在伊拉克的四年殺戮和大規模破壞，一場被世界的大多數 – 甚至是一個保守的教皇 – 所譴責的戰爭，一次對國際法無恥的違反和對人類的一次犯罪，我們又該如何評論呢？達賴喇嘛還沒決定：「伊拉克戰爭 -- 現在還太早說是正確還是錯誤。」〔⁵³〕 更早的時候，他發言支持美國對南斯拉夫的軍事干涉和隨後對阿富汗的軍事干涉。〔⁵⁴〕

邁克爾‧帕蘭梯
翻译接龙 中譯
中譯原刊於 : 西西河 網站 --- http://www.talkcc.net/thread/1212242/1

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
Michael Parenti
英文原刊於 http://www.michaelparenti.org/Tib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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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為了領主和喇嘛們

沿著被鮮血浸染的宗教沖突的風景線，沒有那一個宗教象佛教一樣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內心平靜和安慰。與其他的因為不寬容而導致野蠻的宗教相比，佛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既不狂熱也不教條 -- 至少它的信仰者們如此說道。對於佛教的眾多信仰者來說，佛教與其說是神學，還不如說是一種冥想和探索。它促進了內在的和諧和啟蒙，從而引導我們走上一條正確的生活之路。一般地說，（佛教的）精神關注點不是在個人，而是在他人的福祉上面。一個人盡量放下個人的自我追求，而努力去理解與他人和外在事物的聯系。「入世的佛教」盡量把個人的解放和負責任的社會活動混合在一起，從而建立一個開明的社會。

但是，對歷史的回顧卻顯示，並非所有的各種佛教形式都遠離教條主義的狂熱、暴力和帶有剝削性質的追求。而這些，正是其他宗教的特點。在斯裡蘭卡，有一個傳奇性的，幾乎是神聖的筆載歷史。這個歷史記錄了遠古時代信仰佛教的國王們所發動並獲勝的戰爭。在二十世紀，佛教徒們在自己人之間以及與非佛教徒們之間都發生了激烈的沖突。這些沖突發生在泰國，緬甸，韓國，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在斯裡蘭卡，信奉佛教的土著和信奉印度教的泰米爾人之間的武裝沖突，已經奪去 了雙方的眾多生命。1998年，美國國務院列出了三十個世界上最暴力和最危險的極端組織。這其中有半數以上是帶有宗教性質的，更明確地說，就是穆斯林，猶太教徒，和佛教徒。〔¹〕

1998年在南韓，成千的曹溪宗的佛教徒用拳頭、石塊、燃燒彈和木棒進行了幾個星期的激烈戰鬥。他們戰斗的目的是為了爭奪對該宗派的控制權。這個教派是南韓最大的教派，每年有九百二十萬美元的預算，好幾百萬美元的財產，還有指定的1,700個僧侶擔任各級職務的特權。這場爭斗破壞了主要的佛教聖地，造成了好幾打的和尚受傷，有的人傷勢嚴重。南韓公眾們看起來憎惡參與爭斗的雙方，因為他們感覺無論那一邊獲勝，「它都會利用信徒們的捐獻來購買豪宅和昂貴的轎車。」 〔²〕

就像任何宗教一樣，佛教的各個教派之間和內部的爭斗往往源於物質上的腐敗和領導人的個人缺陷。例如，在有著超過1,400年的歷史的日本長野縣善光寺，「一 場令人谿厭的戰爭」在小松主持和一群名義上受他管轄的寺廟之間發生了。這些寺廟的和尚們指控小松主持用出售寺廟的書畫的辦法為自己謀私利。他們還為常常看見小松與女子在一起而感到震驚。反過來，小松尋求孤立和懲罰那些批評他的和尚們。這場斗爭持續了五年，並告上了法庭。〔³〕

但是藏傳佛教又如何呢？它難道不是超然於這種爭端之外嗎？它幫助建立了怎樣一種社會呢？眾多佛教徒聲稱，在被中國於1959年鎮壓之前，舊西藏是一個以精神生活為主導的王國，能夠免於困擾現代工業化社會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方式、空虛的物質主義，和腐朽的不道德行為。西方媒體、旅行手冊、小說，和好萊塢電影等等已經把西藏的神權統治描繪為一個可以實證的香格里拉。達賴喇嘛自己就聲稱過，西藏「無所不在的佛教影響」，「在一個未受污染的環境下的廣闊空間裡， 產生了一個致力於和平和和諧的社會。我們都享受著自由和滿足。」〔⁴〕

對西藏歷史的解讀卻顯示了另外一個有些不同的畫面。「宗教沖突在舊西藏司空見慣，」 一個西方的佛教徒寫道。「歷史否定了西藏喇嘛們和他們的信徒互相寬容，充滿善意地共處的香格里拉般的形象。」 事實上，情況非常的不同。舊西藏非常像在反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宗教戰爭之下的歐洲。〔⁵〕 在十三世紀，忽必烈可汗創造了第一個「大喇嘛」。這個大喇嘛就像一個全能的教皇統治著他的主教們一樣統治著所有的喇嘛們。幾個世紀之後，中國的皇帝派遣軍 隊進入西藏，支持當時的大喇嘛。這是一個年方25歲，野心勃勃的人。他此後給自己加上了「達賴(大海)喇嘛，全西藏的統治者」的稱號。這是一個歷史的諷刺：他是第一個受中國軍隊安插的達賴喇嘛。

他之前的兩個喇嘛「轉世」隨後被追認為他的前生，這樣就把第一個達賴喇嘛轉成了達賴喇嘛三世。這第一個(或者第三個) 達賴喇嘛奪取了不屬於他的教派的寺廟，並被相信摧毀了與他自稱的神性相沖突的佛教典籍。繼承他的下一個達賴喇嘛 (達賴四世)追求一種奢侈的生活方式：他擁有眾多的情婦，和親友們開盛宴，在其他方面的行為也與一個轉世的神明身份不符。他的這些離經叛道的行為導致他被僧侶們謀殺。在170年之中，有五個達賴喇嘛被他們的僧侶或者廷臣所謀殺，盡管他們擁有廣泛認受的神性。〔⁶〕

在五百年的時間裡，彼此競爭的藏傳佛教教派們進行了劇烈的沖突和毫不猶豫的殺戮。1660年，五世達賴喇嘛面臨著後藏地區的叛亂。這一地區是與之競爭的噶舉教派的據點，這個教派的最高喇嘛領袖叫做噶瑪巴。五世達賴喇嘛號召對叛亂分子進行殘酷的報復，並引入了蒙古軍隊來消滅他們的男女老幼，「就像以卵擊石一 般...一句話，毀滅他們的任何痕跡，甚至是他們的名字。」〔⁷〕

1792年，噶瑪噶舉派教派的寺廟被沒收，寺廟的喇嘛們被迫皈依格魯教派(達賴喇嘛的教派) 。格魯教派，也被稱為「黃教」 ，顯示了很少的寬容和將他們的教導與其他佛教教派融合的意願。用他們傳統祈禱的話來說：「向您祈禱，黃教的暴力之神/您把污染和腐蝕格魯信條的偉人，高官 和凡人化為塵埃。」〔⁸〕 一個十八世紀西藏將軍的回憶錄描繪了在佛教徒之間的教派沖突。這些沖突和任何宗教沖突一樣野蠻而血腥。〔⁹〕 這一陰暗的歷史大多不被今天西方的藏傳佛教徒們所知。

宗教 不但與暴力密切相關，還與經濟剝削密切相關。事實上，通常是經濟上的剝削導致了 暴力沖突。西藏的神權統治也不例外。直到1959年，在達賴喇嘛主持西藏的時候，大多數的可耕地都仍然被組織成農莊的形式被農奴們耕作。這些農莊被兩大社會集團所擁有：富有的世俗領主們和富有的實行神權統治的喇嘛們。甚至一個同情舊秩序的作家也說「大量的地產屬於寺廟，這些寺廟大多聚集了驚人的財富。」 這些財富的大部分是由「活躍的貿易，商業，和貸款活動」 所積累的。〔¹⁰〕

西藏哲蚌寺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之一，擁有185個農莊，25000個農奴，300個大草場，和16,000個牧人。這些寺廟的財富集中在極少數高級喇嘛的手 中。眾多普通的喇嘛們過著清苦的生活，對巨大的財富無從染指。達喇喇嘛自己「富足地居住在有1,000個房間，14層樓的布達拉宮裡面。」〔¹¹〕

世俗的領主們也過得不錯。一個顯著的例子是西藏軍隊的總司令官。他是達賴喇嘛的世俗內閣的成員之一，擁有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500個農奴。 〔¹²〕 舊西藏被一些西方崇拜者錯誤地表述為「一個不需要警察的社會，因為它的人民自願地遵守因果報應的法律。」〔¹³〕 事實上，它有一支職業軍隊，儘管不大。這支軍隊主要充當領主們的憲兵隊，維持秩序，保護他們的財產，追蹤逃亡的農奴。

年幼的西藏男孩們被定期的從自己的農家裡帶走，帶入寺廟被作為喇嘛來培訓。一旦到了那裡，他們就一生被束縛在那裡。 扎西次仁 (Tashì-Tsering), 一個喇嘛（編按：這項資料並不準確，扎西次仁應曾是現在的達賴喇嘛14世的儀仗隊隊員） ，曾談及在這些寺廟裡，農奴的孩子們被性虐待是司空見慣的事。他自己就是一個被反覆強奸的犧牲者，而這些事在他九歲的時候就開始了。〔¹⁴〕 這些寺廟還讓這些孩子們終身服役，充作僕人，舞蹈者，和士兵。

在舊西藏，有少數的農民作為某種意義上的自耕農存在著，還有大概一萬戶左右的「中產階級。」他們是商人，店主，和小的貿易商。上千的其他人是乞丐。此外還 有奴隸，通常是一無所有的家奴，他們的後代也生來就是奴隸。〔¹⁵〕 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都是農奴。這些農奴們沒有教育和醫療照顧，只比奴隸稍好一點。他們一生都被束縛在領主們或者寺廟的土地上工作 -- 沒有報酬，為領主們修房子，運送糧食，收集柴火。他們也被指望在需要時提供牲畜和運輸。〔¹⁶〕 他們的主人們告訴他們種植什麼作物，養殖什麼牲畜。沒有領主或者喇嘛的同意，他們不能結婚。一旦他們的領主把他們送到遠方工作，他們也會因此輕易地與家庭分離。〔¹⁷〕

一如在一個自由的勞工系統裡，與在奴隸制裡不同，領主們對農奴們的維護不負責任，也不會把農奴作為一個昂貴的財產而對他或她的生存產生直接的興趣。農奴們必須自己養活自己。而在奴隸制下，農奴們被束縛於他們的領主，保證了一個穩定而永久的勞動力。他們既不能組織起來，也不能罷工，也不能如市場經濟下的勞動力一樣自由離開。(西藏的)領主們把兩種制度下最好的部分都佔全了。

一個22歲的女人，她自己是一個逃亡奴隸，談到：「漂亮的農奴女孩常常被主人作為傭人帶走，並被以主人想要的方式使用；」 她們「只是沒有任何權利的奴隸。」〔¹⁸〕 農奴去任何地方都需要認可。地主們有法律權力去抓捕意圖逃亡的農奴。一個24歲的逃亡奴隸把中國的干涉作為「解放」 來歡迎。他作證說在農奴制度下，他被迫從事無盡的耕作，飢餓，和寒冷。在他第三次試圖逃跑失敗之後，被地主的人無情地毒打，直到血從他的鼻子和嘴裡傾瀉而出。他們隨後把酒和有腐蝕性的蘇打水倒在他的傷口上，製造疼痛。〔¹⁹〕

農奴們要為結婚交稅，為每一個孩子的誕生交稅，為家庭裡的每一個死亡交稅。

他們要為在院子裡種樹和畜養牲畜而交稅。他們要為宗教節日和公共的舞蹈與鼓樂交稅，要為被投入監獄和被釋放而交稅。那些未能找到工作的人會因沒有工作而被收稅。如果他們旅行到另外的村莊去找工作，他們要交通行稅。當人們交不起稅的時候，寺院就會以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利息貸款。有些債務從父親傳到兒子，再從兒子傳到孫子。還不起貸款的負債人有著被變成奴隸的風險。〔²⁰〕


神權統治的宗教教貉加強了它的階級秩序。受苦的窮人被告知他們現世的苦難來自於前世的作惡。所以他們必須接受現世的悲慘來作為因果報應的救贖，以此來期待下世的情況能夠變好。有權有錢的人把他們的好運作為對前世和後世的美德的獎勵，同時也作為一種可見的證據。


西藏的農奴們 不只是對他們所受的壓迫視而不見的迷信受害者。正如我們所見，有人逃亡，還有人公開反抗，有時遭受可怕的結局。在封建制的西藏，酷刑和折磨 – 包括挖眼，拉舌，抽筋，和截肢 – 作為對小偷，逃亡或者敢於抵抗的農奴們的懲罰而受到歡迎。1960年代在西藏旅行的斯圖爾特和羅瑪‧蓋爾德 (Stuart and Roma Gelder) 採訪了一個前農奴Tsereh Wang Tuei。他偷竊了兩頭屬於寺院的羊。為此，他的雙眼被挖出，手也被傷殘到不能使用。他說他不再是一個佛教徒：「當一個神聖的喇嘛告訴他們把我弄瞎時，我不再相信宗教有任何的好。」〔²¹〕 因為奪取生命是違反佛教教義的，所以一些違反法律的人(只是)被嚴重地傷害，然後被「留給神」，在寒夜中死去。「西藏和中世紀歐洲的相似性非常顯著，」 湯姆‧格朗費爾德(Tom Grunfeld) 在他的一本書中作出這種結論。〔²²〕


1959年，安娜‧露易‧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同情中國的著名記者) 參觀過一個關於西藏領主們使用的刑具的展覽。這裡有各種尺寸的手銬，包括給小孩用的小尺寸手銬，以及用來割鼻耳，挖眼，斷手和抽腳筋的各種工具。還有烙鐵，鞭子，和挖肘的工具。展覽展示了照片和因為偷竊而被弄瞎和弄殘的受害者的證據。有一個牧人，他的主人欠他一些錢和小麥，但是拒絕支付。於是他拿走了主人的一頭母牛；為此他的手被截肢了。另外一個牧人因反對他的妻子被領主帶走而被打斷了手。還有照片顯示共產主義活動分子被切掉了鼻子和上嘴唇，以及一個 女人先被強奸，然後被切掉鼻子。〔²³〕


更早去過西藏的訪問者評論了西藏的神權專制。1895年，英國人A.L.瓦德爾博士(Dr. A. L. Waddell), 寫到西藏的人們處於「喇嘛們令人無法忍受的暴政」和喇嘛們編造用來恐嚇人們的鬼怪迷信之下。1904年，佩爾斯瓦‧蘭敦(Perceval Landon) 把達賴喇嘛的統治描述為「壓迫機器」。大約在同一時候，另外一個英國旅行者，W.F.T.歐康納上校(Captain W.F.T. O'Connor), 觀察到「大地主和僧侶們...在自己的領地裡實行著不容反抗的專制」 ，而人民「被如怪物般增長的修道院制度和僧侶手段所壓迫著。」 西藏的統治者「發明出迫令人自覺悲淺的傳奇，在普通人之中製造一種迷信的精神」。1937年，另一個訪問者，斯賓塞‧查普曼(Spencer Chapman) 寫到，「喇嘛僧侶們沒有把時間花在救助人民或者教育他們上面 ... 路邊的乞丐與僧侶們毫無關系。知識是被寺院們小心翼翼守護著的特權，並被用來增加他們的影響力和財富。」〔²⁴〕 和大眾的期待的相反，封建神權統治下的西藏遠非浪漫化的而被西方的佛教徒們所熱情歌頌的香格里拉。

內容簡介：

西方媒體、旅行手冊、小說，和好萊塢電影等等已經把西藏的神權統治描繪為一個可以實證的香格里拉，一個混亂而野心片片的現世以外的桃花源。達賴喇嘛自己就聲稱過，西藏「無所不在的佛教影響」，「在一個未受污染的環境下的廣闊空間裡， 產生了一個致力於和平和和諧的社會。我們都享受著自由和滿足。」

但是本文作者以研究者的態度，提出另一種令人不安的描述：

1953 年民主改革前，「西藏的農奴們不只是對他們所受的壓迫視而不見的迷信受害者。正如我們所見，有人逃亡，還有人公開反抗，有時遭受可怕的結局。在封建制的西 藏，酷刑和折磨 – 包括挖眼，拉舌，抽筋，和截肢 – 作為對小偷，逃亡或者敢於抵抗的農奴們的懲罰而受到歡迎。1960年代在西藏旅行的斯圖爾特和羅瑪‧蓋爾德 (Stuart and Roma Gelder) 採訪了一個前農奴Tsereh Wang Tuei。他偷竊了兩頭屬於寺院的羊。為此，他的雙眼被挖出，手也被傷殘到不能使用。他說他不再是一個佛教徒：「當一個神聖的喇嘛告訴他們把我弄瞎時，我 不再相信宗教有任何的好。」因為奪取生命是違反佛教教義的，所以一些違反法律的人(只是)被嚴重地傷害，然後被「留給神」，在寒夜中死去。湯姆‧格朗費爾 德(Tom Grunfeld) 在他的一本書中作出這種結論：「西藏和中世紀歐洲的相似性非常顯著」。

「1959年，安娜‧露易‧斯特 朗(Anna Louise Strong，同情中國的著名記者) 參觀過一個關於西藏領主們使用的刑具的展覽。這裡有各種尺寸的手銬，包括給小孩用的小尺寸手銬，以及用來割鼻耳，挖眼，斷手和抽腳筋的各種工具。還有烙 鐵，鞭子，和挖肘的工具。展覽展示了照片和因為偷竊而被弄瞎和弄殘的受害者的證據。有一個牧人，他的主人欠他一些錢和小麥，但是拒絕支付。於是他拿走了主 人的一頭母牛；為此他的手被截肢了。另外一個牧人因反對他的妻子被領主帶走而被打斷了手。還有照片顯示共產主義活動分子被切掉了鼻子和上嘴唇，以及一個女 人先被強奸，然後被切掉鼻子。」

那麼，在中國共產黨政府於1951年進入西藏地區之後，西藏又發生了什麼呢？達賴喇嘛和他的顧問兼最小的兄弟丹增曲傑 ，曾聲稱「超過一百二十萬的西藏人因為中國的佔領而死。」

可是，本文作者卻立桿見影地指出：「1953年的官方人口數據 – 這是在中國鎮壓之前的六年 --記錄了在西藏居住的總人口是一百二十七萬四千。其他的統計數據把西藏的人口放在大概兩百萬左右。如果中國人在1960年代早期殺害了一百二十萬人，那麼幾乎西藏的所有地區都會荒無人煙，被變成點綴著死亡的集中營和集體墳墓的殺戮之地 -- 但這些我們都沒有找到證據」。

而作者還指出：「無論1959年之後中國人做了什麼樣的錯事，引入了什麼樣的新壓迫，他們的確廢除了奴隸制度和西藏有勞無酬的農奴制。他們廢除了許多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稅收，開始了工程項目，並極大的減少了失業和乞討。他們建立了世俗的學校，從而打破了寺院對教育的壟斷。他們還在拉薩修建了自來水和電力系統。」

既有這種生活的改善，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為何仍揚言，絕大部藏人都痛恨漢人，支持流亡政府回藏重掌政權呢？本文作者又借藏人之口，提出完全另一種的景象。

最 後，作者還提就西藏問題的取態，出一個有參考價值的角度；他指出：「歡迎舊的封建神權統治在西藏的結束，並不等於對中國加於這個國家的統治的方方面面都歡 呼鼓掌。這一點很少被今天西方的香格里拉信仰者所理解。反過來也對：要譴責中國的佔領也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把以前的封建制度給浪漫主義化。西藏人值得被看 作實實在在的人，而非完美的精神主義者或者無辜的政治符號。『把他們理想化』，一個曾到過西藏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馬健(現居於英國) 說道：『就是否認他們的人性。』」。

簡單來說，一如本文的題目所突顯，作者企圖打開，或去少要很大程度上去打開這些西藏之謎，這就有助於人們在那似乎令人困惑的西藏局勢之中，看到一幅頗明亮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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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帕蘭梯 (Michael Parenti)，作家、演講家、政治學教授、電影製作人；現為「自主進步政治網絡」(Independent Progressive Politics Network)、「無國界教育」( Education Without Borders)、Jasenovic 基金會; 「新政治科學與自然」(New Political Science and Nature)和「社會與思想」(Society and Thought)等雜誌的編務委員會顧問。曾在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紐約州立大學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伊利諾斯州大學 (University of Illinois)、福特基金會和華盛頓政策研究中心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in Washington) 持有教席。

帕蘭梯術著甚豐，計有：少數人的民主(Democracy for the Few,1983初版，2007年第八版；臺北市四季1980中文版)、文化鬥爭(The Culture Struggle, 2006)、超級愛國主義(Superpatriotism , 2004)、刺殺凱撤大帝(The Assassination of Julius Caesar, 2003)、反恐陷阱(The Terrorism Trap, 2002；,中文版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Kill a Nation: The Attack on Yugoslavia,2000)、殺掉一個國家(To Kill a Nation, 2001)、反共的衡動 (The Anti-Communist Impulse, 1970)及燴炙人口的歷史之為神秘(History as Mystery, 1999)，等等。

2005年3月帕蘭梯曾聯署一封致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公開信，援救河南省鄭州四君子，他們是鄭州市的兩名工人張縴夫、張正耀，及退休的葛黎英、王占清。因為在毛澤東逝世紀念日散發傳單公開捍衛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利益，批判政府官員腐敗和私有化的政策，他們在2004年12月被鄭州當局以誹謗罪判有期徒刑三年。其餘的簽名人士包括有：耶魯大學教授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中國研究學者莫裡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和阿里夫‧德裡克、(Arif Dirlik)、紐約大學教授暨復旦大學顧問伯特爾‧歐爾曼(Bertell Ollman)、《每月評論》的哈里‧邁格道夫(Harry Magdoff) 和邁克‧葉玆(Michael Yates)、中國方面有工人李朝暉李檳、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魏明亮、南京大學商學院姚國華孔慶東、貴州大學法學院譚常龍、社科院《哲學研究》楊鐵、科學院的泥濘、作家老田蕭武韓德強，以及香港科技大學社科院中國跨國關係研究中心的西藏專家沙伯力副教授 (Barry Sautman)等，共達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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