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伯力、金健能
美國導演斯皮爾伯格(Stephen Spielberg,港譯:史蒂芬‧史畢堡)撤回擔當北京奧運會顧問的決定很可能出於他的無知,而不是一個出於他個人的政治信念。斯皮爾伯格的世界是好萊塢明星的世界,連月來米‧亞法羅(Mia Farrow, 港譯:米亞花露)和其他明星一直在蘇丹問題上給他施壓,而這些大明星在蘇丹問題上的信息和理解完全來只自於美國的倡導團體。同樣,扭曲的信息遍佈於美國的外交政策話題,圍繞著每一個話題都有活躍的遊說團體以及國會小組,這些話題比如有西藏,台灣和以色列/巴勒斯坦。美國媒體總是以好萊塢「好人對壞人」的手法看待這樣的話題。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美國人,甚至包括很多高學歷的人,關於世界事務的知識水平很低,但卻自以為是。
舉例說,有多少美國人知道聯合國和歐洲聯盟的調查機構發現達爾富爾區存在人道主義的災難,但是沒有種族滅絕?這些委員會通過調查還認為違反人道主義的不僅僅是蘇丹政府和它所支持的賈賈威德民兵組織(janjawid militias),叛亂團體在達爾富爾也對農民、牧民和彼此犯下了違背人道主義的罪行。有多少人知道殘酷的、在位多年的、乍得統治者伊德裡斯‧代比總統(Idriss Deby)武裝了蘇丹主要的叛亂團體之一,「正義與平等運動」? 該組織最近為了維護這位總統和乍得的反叛組織交戰?有多少人知道有60%的蘇丹軍隊和警察是蘇丹黑人(非阿拉伯人)?而站在叛亂團體一邊的也有達爾富爾的阿拉伯群體,因為這些群體對控制喀士穆政府的河岸阿拉伯人有不滿?
大多數美國人所知道的就是美國政府宣稱的:蘇丹在進行著種族滅絕。然而同一個美國政府最近又否認他的盟友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亞美尼亞人進行了種族滅絕。也是同一個美國政府在1994-1995年期間拒絕把盧旺達的大規模屠殺稱作種族滅絕。很少有美國人知道美國最近援助的埃塞俄比亞在索馬裡製造的人道主義災難可以說超過了達爾富爾。他們也不知道美國武裝的非洲盟軍干預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內戰,這些內戰導致剛果400萬人死亡,是達爾富爾死亡人數的20倍。
據報道斯皮爾伯格支持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見The Scotsman,2002年9月28日) 。從1991年至2003年,在戰爭打響之前,美國領導的對伊拉克的制裁所導致的死亡人數已經是達爾富爾的死亡人數的兩倍以上。斯皮爾伯格贊同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戰爭並不出奇。好萊塢顯要人物和他們所支持的民主黨領袖們最害怕的就是被美國保守派人士指責他們「不愛國」。作為一個猶太人,斯皮爾伯格長期關注和記錄納粹大屠殺的歷史,他也很怕美國自由派指控他與支持種族滅絕的人合謀。儘管所謂的蘇丹「種族滅絕」其實是內戰,美國仍然把它定性為種族滅絕,目的是為了加強推翻蘇丹的「伊斯蘭主義」政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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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報 社論
2008年4月17日
近日,深圳市總工會與7家律師事務所簽訂協議,將在一年內投入300多萬元向其購買法律服務,為工會會員維權。除此之外,總工會還可以派出律師,協同企業工會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有關人士表示,如此大規模向專業機構購買法律服務,在全國都屬首創,是工會借助社會力量維權的有益探索。
漸 江義烏工會幾年前即直面工會維權無力的現實,提出要「借風借力借理」,通過成立職工維權中心,建立了所謂社會化維權模式。深圳市總工會此次投入資金,購買 服務,主動為勞工維權助力加壓,思路雖不出工會既有格局之限,相比苦楚深重的勞工權益現狀,也難收一掃頹勢之效,但畢竟意欲有所作為。深諳現實之艱困,而 向善不拒細流,當為深圳市總工會的舉動叫好。
既 有的體制傳統,對工會只有政治認知而無社會認同。工會於是成為政治上諱莫如深的事物,囿於這種政治認知,工會組織長期懸置,當為而難為或不為,直等到勞資 矛盾如鼎在沸,工會也只有欲罷不能。而工會當然不是擺設,明白人不是沒有,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說,市場經濟下罷工好比夫妻打架,與政治、宗教、文化 等並無關係,對罷工太敏感,這是傳統體制的思想包袱。一語道盡工會弱勢的體制根源,雖語出遲遲,亦是工會領導不當擺設的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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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捷 吳少敏 史功匯
南方都市報
2008年07月16日
對於一些拒建工會的消極企業, 不需要做過多協商。
以前為了GDP, 犧牲了員工的利益;現在為了工會, 不需要妥協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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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銘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廣州報道
按:香港大學亞洲中心研究員甘陽近年在本報發表的一系列訪談曾在國內產生廣泛的影響。本報記者近日再次就中國舉辦奧運會等問題專訪甘陽教授,下面發表的是訪談的部分內容。
偉大的轉折:「新世界主義」
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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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寧 廖國文
加拿大星島日報
2008年4月24日
http://www.singtao.ca/van/content_column_van.php?IndexID=980768
達賴喇嘛每次出訪,行程總是排得滿滿,這次接受本報訪問,本來也只有30分鐘的時間,不過,達賴喇嘛坐下來後,完全忘記了約定的時間,暢所欲言地回答記者的提問,結果整個訪問延長了30分鐘,就算結束前,達賴喇嘛還是欲罷不能,而且愈說愈起勁,顯然仍有不少話想要說,可惜的是,下一個拜訪者已等候多時,記者不得不離開,結果我們還未走出客廳,對方己被馬上引領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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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寧 廖國文
加拿大星島日報
2008年4月24日
http://www.singtao.ca/van/content_column_van.php?IndexID=980768
科爾蓋特(Colgate)大學獨家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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氈巴
2008年03月17日
雖然我並沒有經常在西藏,但是斷斷續續也因為工作原因住了好幾年,很多藏區都去過。我想先說一下,請xx的xx憤青們都先搞清楚,「藏獨」和「信奉達賴喇嘛」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
達賴喇嘛,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是崇高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都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弟子,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崇高的,這是幾百年來的傳統,並不是因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涉及到「獨立」問題藏族人才那麼信奉他,而是從始至終都非常信奉他。這是西藏問題的關鍵,如果不理解這一點,什麼討論都會失去公允性。
一提起達賴喇嘛,幾乎所有的人都罵聲不絕,把他作為藏獨勢力的頭頭,但是達賴喇嘛自從70年代開始,就放棄了「獨立」這兩個字,而改用「高度自治」來作為他的訴求。當然,作為政治人物來說,任何動作都可能隱藏著其他用意,憤青們當然可以理解為「見風使舵」之類的,但是,就我而言,我覺得他是一個相當 偉大的人。當80年代末,拉薩暴亂之後,政治局勢趨於穩定,西藏不會再出多大亂子,這時達賴喇嘛沒有必要一再讓步,因為很明顯,我國政府絕對不會放棄西藏地區的控制權,他的任何「高度自治」的訴求明顯不會被接受,他大可以保持著受害者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身份,在世界各地訪問講座,絲毫無損於他的名聲。 但是近年來,他連續多次嘗試和中央政府談判,希望能夠和平的解決西藏問題。就我個人認為,達賴喇嘛相當有誠意,為了自己的民族,一再的降低自己的底線,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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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菲德爾·‧卡斯特羅
如果缺少某些基本歷史知識,將無法理解我要涉及的命題。歐洲人很早以前就聽說了中國。1298年秋天,馬可·波羅向人們講述了那個他稱之為「契丹」的奇特國家的種種美妙事物。哥倫布,一個聰明和大膽的航海家,當時瞭解古希臘人所掌握的關於地球系圓形的知識。他個人的觀察使他與那些理論不謀而合。他想出了一個從歐洲向西航行以期到達遠東的計劃。他估計了航程,但他太樂觀了,實際距離要遠好幾倍。他沒有想到,在他的航線上,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出現了我們這塊大陸。麥哲倫本可以完成哥倫布設計的航行,但他在回到歐洲之前死去。用經營所獲取的香料的錢,他們償付了數條船肇始的遠征;只有一條船返回,預告著未來可能獲取的巨大利潤。
從那時起,世界開始加速變化。從奴隸制到封建農奴制,那些陳舊的剝削方式再次重演;古老的和新生的宗教信仰在全球傳播。
伴隨著技術發展和科學發現,今天的這個世界從文化與現實的融合中誕生了;如果對最基本的歷史事實缺乏瞭解,我們無法理解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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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包鋼 沙伯力2
近年來,達賴喇嘛試圖尋求談判途徑來解決西藏問題,他對自治的看法也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並做出了許多根本上的讓步。達賴喇嘛如今的姿態與其在上世紀80年代直到最近所表現出來的立場已是大相逕庭。從最早開始達賴喇嘛的觀點就總是集中了很多人的想法,但如今大體上看來其他人的想法已經不再能影響他的行事手段了。
從八十年代末直到最近,達賴喇嘛一直拒絕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在2000年時曾說:「北京政府經常對我施加壓力,並且要我宣佈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但是這不是事實,我不會作這樣一個錯誤的聲明。」 3一直到最近,他仍然堅持西藏人和漢人沒有紐帶關係。1987年,達賴喇嘛表示:「西藏人和漢人是兩種迥異的人,他們各自擁有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語言及生活方式。」 4在1995年,他又說:「漢人和西藏人是根本不同的人民……我們說不同的語言、屬於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風俗;我們的宗教和文化,甚而我們的書面語言都是完全不同的。」 5但是,正如我們將要闡述的,達賴喇嘛現在已不再將西藏排除於中國之外,也不拒絕藏族是中華民族一部分的可能性;至少他已表示,如果同中國政府的談判有所進展,他會願意承認這些說法。6
從八十年代末直到幾年前,西藏流亡政府堅持認為:若要達成和解,中國必須放棄對除外交事務及防禦之外的一切西藏事務控制權。 我們要闡述的是,達賴喇嘛通過降低對政治經濟權力的追求,轉而尋求宗教和文化上的更大控制力,7已經改變了他對西藏自治權的追求重點。即使在宗教和文化領域,他也願意承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管理並保證保存我們西藏的文化,精神和環境」,8而不再要求由自己絕對控制。
達賴喇嘛的這一變化,同其特使與中國代表定期談判以尋求獲得更大自治權所展現出來的前景是分不開的。2002年7月,達賴喇嘛的兄弟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訪問了西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邀請為雙方的「談話」打好了基礎,而這一「談話」也直接有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國政府要在布什總統2002年10月訪問中國之前,挫敗那些主張若在2002年7月5日之前中國與達賴喇嘛一方還未能展開談話的情況下將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歐洲議會議員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企圖,並且這將減輕北京申辦奧運的壓力。9一些中國領導人也深信:任何西藏問題都能在達賴喇嘛在世時得到比較好的解決,而當時達賴喇嘛67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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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方面
達賴喇嘛需要反思他的策略。西藏流亡政府在國際上很成功,但中國國內對其充滿疑心而影響不大。西藏流亡政府試圖用走國際路線而令在政治上處於優勢地位的北京政府成為道德戰役的失敗者。這可從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的聲明上反映出來,他說:「我們有自己獨特的強項,它能夠令我們在與中國談判時平起平坐。那就是我們擁有真理和和平,它令我們比中國更強大、更有力量。」 126國際上的成功使得很多政治家、文化體和非政府組織關切西藏流亡政府的處境,而遮掩了為擴大西藏自治權的政治真相。
達賴喇嘛應該採取漸進的戰略,127從文化自治開始著手,然後才推進到其它自治的領域。有理由相信他是願意這樣做的。2004年,他表示為了解決西藏的問題,中國必須保存三樣事物:「西藏獨特的文化遺產、慈悲的靈性和優良的環境。」 128雙方應在發展西藏經濟上加強合作。一方面固守佛教徒超脫塵世的經濟思想是合理和有吸引力的,另一方面老是反對經濟發展的進程是徒勞的,129連達賴喇嘛都認為「西藏人需要更加的繁榮,更大的物質發展。」 130
自治不是一蹴可就的,它有一個不斷探索和調整的過程。耐性才是取得進展的重要因素。 通過幾次訪問就要消除五十年來的不信任是不可能的。由於美國中央情報局一直以來的參與,中國有理由懷疑西藏問題有國際化的趨勢以及西藏青年議會支持西藏獨立。給談判定下最終限期的類似行動都是徒勞的,因為期限過後若還沒有實際行動那只會證明定期限那方的效率低下。131最後,雙方都需要對激進派的制衡。只要溫和派掌握主動,就能夠使雙方朝著合作、互動的方向前進,從長遠來看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是有希望的。
北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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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文
1956 年初,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繼續發展的形勢下,中共開始把工作的重點向社會主義建設方面轉移。從1953年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算起,社會主義建 設已有3年多的實踐經驗。對於蘇聯經濟建設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也逐步有所瞭解。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戒鑒,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 主義道路的任務,已經提到了議事日程面前。
1956 年2月後,毛澤東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先後聽取了中央34個部委的匯報,內容主要是有關經濟建設問題的調查研究。在這個基礎上,經政治局幾次討論,由毛澤東 集中概括出關於處理各種社會關係的構想。同年4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
報 告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十大關係是: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問題上,要用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問題 上,要充分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基地,以便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問題上,在強調加強國防建設的重要性時,提出把軍政 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把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問題上,三者 的利益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既要提倡艱苦奮鬥,又要關心群眾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上,要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地方的權力,讓地方 辦更多的事情,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問題上,要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 在黨和非黨的關係問題上,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問題上,必須分清敵我,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 素;在是非關係問題上,對犯錯誤的同志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要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並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在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上,要學 習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要反對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不幸,如眾所周知,在《論十大關係》發表後不足一年,中國便發生了大嗚大放、反右、大躍進、三面紅旗等「極左」運動,隨後不久又發生了「十年浩劫」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遂將原設想的「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政策,完全拋到九宵雲外,至今未有徹底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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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沙 伯力 ( Barry Sautman) 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中國跨國關係研究中心副教授,一位中國問題專家,研究的焦點有中國的族裔政治、中非(洲)關係、中美關係和有關的國際法 等。在中國的族裔政治方面,又特別專長於西藏問題,近年來有關的著作眾多,計有:
◇ "Colonialism, Genocide and Tibet," Asian Ethnicity 2006,7:3
◇ "Introduction" and "Tibet and the (Mis-)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Genocide," in Barry Sautman (ed.), Cultural Genocide and Asian State Peripher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Introduction" [co-authored with June Dreyer] and "'Demographic Annihilation' and Tibet," in Barry Sautman & June Dreyer (eds.),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Armonk: ME Sharp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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